魏东韦处厚（年－年），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宰相，历仕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皇帝，唐朝著名的文学家、藏书家。元和十三年（公元年），受时任宰相韦贯之被贬牵连，韦处厚被贬任开州刺史，在开州工作三年。返京后，韦处厚先后任户部郎中、知制诰、翰林院士讲学士、中书舍人。文宗李昂即位时，提拔他为兵部侍朗，不久授予“中书侍朗同平章事”，相当于宰相的职权。在中国历史上，韦处厚享有与魏征、狄仁杰、张九龄齐名之美誉。受历史条件的限制，韦处厚在开州工作的记载很少。我查阅了重庆市政协主编的《千年开州》、开州政协主编的《开县文史资料（第四辑）》等历史文献，到开州盛山公园大觉寺进行了实地考察，综合起来，韦处厚对开州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作盛山十二景诗，让开州名噪长安韦处厚酷嗜文学，笃好典籍，藏书万余卷，作诗七十卷，现存诗仅十二首，即盛山十二景诗。从韩愈作的《盛山十二景诗序》中看得出，韦处厚被贬开州后，没有消极颓废，没有“怨且不释”，韦处厚对于患难态度是“拒而不受于怀”。事实上，对于一个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有着浓厚文学情结的人来说，即或是遭遇人生逆境，只要有书，有自由，要“颓废”还真不容易。韦处厚就是这样一个人。韩愈在《盛山十二景诗序》中这样评价他：韦侯读六艺之文，以探周公、孔子意，又妙能为辞章，可谓儒者。夫儒者之于患难，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于怀也，若筑河堤以障屋溜；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于海，冰之于夏日；其玩而忘以文辞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鸣，虫飞之声；况一不快于考功盛山之间哉。——韩愈·《盛山十二景诗序》在开州，韦处厚有了更充裕时间发展自己的文学兴趣，作《盛山十二景诗》，咏宿云亭、隐月岫、流杯池、琵琶台、盘石蹬、葫芦沼、绣衣石、梅溪、桃坞、瓶泉井、茶岭、竹崖十二景，抒发自己闲情山水、追逐云月、寻幽览胜的情感，文采飞扬。韩愈在《盛山十二景诗序》中称赞说：“读而咏歌之，令人欲弃百事，往而与之游……”是时，白居易、元稹、张籍等数十文人骚客作诗应和，轰动长安城，后联成大卷，韩愈作序。自此，开州和盛山声名鹊起，誉满神州。二、主持修缮长宁寺，寺雄伟“甲夔于左”长宁寺，即现在的大觉寺，居盛山腰部（刘伯承纪念馆背后、北环路上方），自古至今，为开州第一大寺。从寺内的《开县大觉寺简介》碑文看，大觉寺始建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年），较开州最早的行政建制“汉丰县”晚三年，迄今已有年历史。其间，历尽沧桑，多次整修、扩建。现将寺内《开县大觉寺简介》碑文部分内容摘抄如下：开县大觉寺位于城北盛山的腰部。东汉建安二十四年（年）开始建刹。其四百年后的唐贞观年间重修。据碑记，监修者为唐太宗李世民的驾前名将尉迟恭。再二百年后的唐朝元和年间，刺史韦处厚在开县任考功副郎，为请方友柳律禅师住持而重建其寺，取名“长宁寺”。此时寺宇规模已“甲夔于左”，至元朝康定年间，再行修茸。明朝定鼎之初，更名为大觉寺。取自觉、觉他、觉行圆满、觉传无尽”之意。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大觉寺是在韦处厚任开州刺使期间修缮的，而非新建。《开县大觉寺简介》碑文说“重建”大觉寺，准确地讲应该是修缮、扩建。大觉寺进门前厅设置的“大觉寺功德箱”电子显示屏上的“开州大觉寺简介”是用的“修缮”一词，后者表述更准确。修缮（扩建）竣工后，建设规模“甲夔于左”，成为扬名川东的佛教胜地，韦处厚为开州人民做了一件大实事、大好事，再次提高了开州的美誉度。第二，长宁寺、大觉寺同一寺，而非两座寺。它们是更名关系。有的史学者说的韦处厚“在盛山正麓另建了长宁寺，加上原来的大觉寺，这样开州就有了两座寺庙……”在大觉寺，镇海禅师告诉我，现在的大觉寺，占地十多亩，寺宇壮观，殿堂气派，香火旺盛，再现当年“甲夔于左”的景象。一个地方长官，为官一任，既要立足当前发展经济，体恤民生、民情，安抚好现世的老百姓，让老百姓过上幸福安稳的生活，亦要着眼长远，做一两件泽惠子孙的公益工程，方才“不辱使命”。韦处厚在开州作盛山十二景诗、修缮大觉寺可谓两个传承千秋的文化工程，虽然说不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在开州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三、送友人张籍车前子，“开州”再载《全唐诗》车前子，俗名“车前草”，在农村田野、路旁、山沟随处可见，具有清热、明目、祛痰等药用价值。韦处厚与张籍交往甚笃，张籍身体多病，中年后眼疾非常严重，韦处厚从开州给远在长安的张籍寄去车前草，张籍收到此药后,不甚感激，作七言绝句答谢，此诗载入《全唐诗（卷-49）》。答开州韦使君寄车前子张籍开州午日车前子，作药人皆道有神。惭愧使君怜病眼，三千余里寄闲人。“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韦处厚千里送张籍车前草，事虽小，足以见得二位情深义厚。千年开州，经韦处厚、陈昆、李宗羲等一代代历史名人及其友人、学者的反复歌咏、颂扬，才有了开州“虽僻处偏隅，景物繁华，英贤聚集，农工商贾，说礼敦诗，家弦户诵矣”(清·乾隆《开县志》）之美誉。四、关于韦处厚对开州的其他贡献从历史资料看，韦处厚对开州还有一些贡献，主要包括韦处厚与开州上九登高、韦处厚与开州龙珠茶两个方面，这些历史记载多是推论或传说，不及韦处厚在开州作盛山十二景诗、主持修缮大觉、送车前子张籍治眼病那样有板有眼，有据可考。传说也好，推论也罢，总归具有积极的意义。（一）韦处厚与开州上九登高《千年开州》“上九登高”一章有下面这段文字：“全国登高九月九，开县登高在上九。”开县登高的习俗，源于先民巴人。先民最早居于山地，后移至平地，但祖先埋于山上，常登高祭祖。特别是到了唐代，名相韦祖厚为官开县后，兴学治州，很得民心。后韦处厚荣升进京，在他离开之时，开县人倾城而出，登高远送。以至正月初九这天登高，成了开县人一种特殊的纪念日，并日久成俗。无独有偶，在毗邻开州的四川省达州市也是正月初九也登高，只不过它叫“元九登高”，纪念的是与韦处厚同期的唐朝大诗人、朝廷流放到达州任司马的元稹。位于达州市凤凰山的元稹纪念馆，对“元九登高”有详细注解：年元月初九上午，元稹率领通州官员和民众到华阳观主持玉皇大帝的生日祭拜活动，宣读其正月初一撰写的《告畲竹山神文》，中午到他倡修的嘎云亭与大家举杯告别后，登上泊在龙爪清潭南岸的官船离开通州。通州官员和民众依依不舍，登上翠屏山（与凤凰山相对）目送元稹的身影伴孤帆而去。自此，达州的元九登高活动就演变成了纪念元稹为主题的民俗文化节日。去年，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将每年正月初九确定为“元九登高节”，使这一沿袭了一千多年的民间习俗得以固定化。元稹，才华出众，性格豪爽，为朝廷所不容，一生三贬，流放荆蛮近十年。年3月贬为通州（今达州）司马。从上述史料看，达州市的“元九登高”比开州的“上九登高”历史记载详细，但两地的正月初九“登高节”都没有十分可靠的考据，传说的成分重。无论是开州的“上九登高”，还是达州的“元九登高”，历经千载，已然成为一种群众文化活动，是否因韦处厚、元稹而起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至今记得对两位勤政清廉、守正奉公的父母官的感恩。（二）韦处厚与开州龙珠茶据年《开县志》记叙：“开县种茶始于汉朝，兴于唐朝，凡山皆产茶，品质优。”清嘉靖《夔州府志》载：“开州城北四里‘茶岭’之茶，味绝佳，无杂卉。”韦处厚在开州任刺史时，在《盛山十二景诗》中“茶岭”一诗中这样描写的：茶岭韦处厚顾渚吴商绝，蒙山蜀信稀。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作者说，千里之外的顾渚、蒙山两个皇室贡茶基地情势不妙，而在开州盛山茶岭，新茶蓬勃生机，一望无际，风景这边独好！龙珠茶为开州茶中极品，有“茶中仙子”之称，韦处厚在开州作诗呤茶，亲眼目睹茶叶生长“千丛因此始，含露紫英肥”之自然生态，回京城后，必然会向皇帝力荐开州龙珠茶，向朝廷同僚、远方友人宣传开州茶的绝佳品质，以韦处厚的地位及其影响力，龙珠茶必然锦上添花、位至极尊。刘登平先生在《龙珠茶发展史略》中对开州茶“兴于唐朝”推论“龙珠茶成为御封贡品应是晚唐韦处厚时代”有一定的合理性。韦处厚作为历任唐朝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重臣、在朝廷为官二十多年、曾任开州刺史，为龙珠茶、为开州茶业的扬名和发展做出贡献自在情理之中，有韦宰相的鼎力支持，开州茶业（尤其是龙珠茶）在朝在野必然如日中天。对于网络上炒作的《龙珠茶:韦刺史开州兴茶记》，像写小说的一样，纯属野史，纯属戏说。我不赞以杜撰、虚构的方式宣传历史名人，正如某些电视剧表现乾隆皇帝有身怀武艺、飞檐走壁的功夫，那是严重的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此风不可长。长此以往，可能真的会应验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的那句话：“历史都是假的，除了名字；小说都是真的，除了名字。”那样，岂不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悲哀？年11月11日星期一6:30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