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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昌炽云：“欲访唐碑当入秦，欲访秦汉魏诸碑，当游齐鲁。”山东省是目前我国保存汉代碑刻数量最多的省份，其中又以作为孔孟儒学发祥地的济宁市(古任城)及其所属的曲阜、嘉祥、微山、金乡汶上等县市最为集中，因而有“中国汉碑半济宁”之说。诸如西汉《五凤二年刻石》《莱子侯刻石》，东汉《北海相景君碑》《乙瑛碑》《孔庙礼器碑》《史晨碑》等等，早为世人所熟识。近年来，该地区汉代碑刻时有出土及发现，其数量占全国汉代碑刻保存量的70%左右，且多有精美之作，尤其是金乡县西汉《鱼山刻石》的发现,更是轰动了书法界，并令学术界瞩目。

然而，对传统的生吞活剥会使一些人产生这样的疑问：诸如《鱼山刻石》等等，作为出土文物，在现实还有没有艺术价值？更因为它们原本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如果有艺术价值，是否也已经是过时的“古董”？本文以《鱼山刻石》为考究对象，除内容考释外，更在于探讨其审美特征以及对当下西汉书法研究的意义。

《鱼山刻石》考释

《鱼山刻石》是年春天，山东省金乡县胡集镇鱼山村的农民在村西鱼山山坡上开采石料时偶然发现的故名。我曾于年8月和年4月到金乡县鱼山村实地考察了该刻石。经了解，该刻石原为鱼山山顶偏北处一座依山开凿的古墓墓门上面的压槛石，也就是横置压在墓室门上面的“过门石”。同一墓室出土的还有部分钱币、陶鼎和陶罐等，大部分已散失民间或毁坏。据当地石工讲，墓葬为东西走向，长约6米，宽月4.5米，原墓室门为雕有画像的两扇石门，开启自如。现在，因石料不断的开采，墓室早已毁掉，在现场仅剩下一大堆碎石。更为遗憾的是,该刻石刚出土时，与鱼山村邻近的郭山口村农民郭绍瑞（高中刚毕业），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他曾因好奇于刻石文字而依样画葫芦，用铅笔头抄录了《鱼山刻石》的全部刻辞，随后他和开山的石工谈妥，用10元钱买下，待郭拉车返回时发现，该刻石已被石工砸为数段，有意拉去烧石灰，争吵之后，不了了之，原石自此玉碎散失。经当地文物单位多年访查，现在幸获两残石，分别藏在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和金乡县文物管理所，其他部分至今尚无下落。

残石之一（见图一），是年文物普查时，由济宁市文物局和博物馆的宫衍兴、顾承银发现于鱼山坡上的石料堆中。残石长41厘米，宽35.6厘米，厚约23厘米,右残截面底部存半个枢槽，存字五行半，每行5字，共25字又2残字，行间饰以界格，界格高30厘米，行距约7厘米，边作斧剁纹。按宫衍兴先生编著《济宁全汉碑》载称文日:

诸敢发我丘

者，令绝毋户

后。疾设不详

者，使绝毋户

后，毋谏卖人，

毋······

图一，该残石现存济宁市博物馆

“诸”学言旁作五小横，写作，与西汉帛书“言”字一般作四小横不同，但此写法相似于《马王堆帛书》之“言”字，《居延汉简》之“诩”字，“误”字。[1]

“敢”字写法鲜见，一般应作，而该石写作。

“发”字部分写法见于《居延汉简》“登”字头的写法。[2]“设”字、“详”字、“谏”字言旁均写作，为四小横和一个三角口，类汉简《孙膑兵法》之“言”旁。

残石之二（见图二）的发现是在残石之一发现十年以后。年3月，山东金乡县文物管理所李登科、卓先胜等去鱼山一带，征集因农民开山采石而出土的文物，得获早到战国、晚至西汉王莽时期的各类文物二百余件。除铜器、陶器、钱币、铜镜、铁剑、画像石外，还在鱼山村一石工家院前的土坑西侧，发现这块残石，残石长52厘米，宽近39厘米，厚仅9.7厘米，较残石之一的厚度少近14厘米，经与卓先胜了解，系该石工搬运时嫌其过于厚重，而将残石的背面砸去大半所致。该残石存字迹八行，行五至六字不等，共34字又8个残字，行距等同残石之一，均为7厘米，每行字数不等。文日：

······

□□使犯□

□罪，天利之，居

欲孝，思贞廉，

率众为善，天利之。

身体手爪，父

母所生，慎毋

毁伤，天利之，分

□□□□呵······

图二，此残石现存金乡县文物管理所

文中“天”字三见，宫衍兴先生以为第二行的“天”字，似稍出头,或书刻有误。观原刻可知，“天”字似稍出头,实为一石花延长笔画所致。文中“之”字亦三见，第二行作，第五行及第七行均作，同秦篆;第三行首字“欲”作与秦篆小异;第三字“思”作，同秦篆;第四行四字作，从弄从口，即为“善”字之省形；第五行第三字作，直译为“礼”字，此处应称作“體’或,即“体”字。宫衍兴先生以为：“骨符和月符通假已成定论,系符和骨符也可通假。则未见先例。”非也，此处应为同音之假借，而不是符之通假。骨符与月(肉)符通假，亦有与手符通假者，如“骰”作“投”；还有与足符通假者，如作“趾”，但均为人体部分，而“示”符非是。第四字应为“手”字。第5字作，应为“蚤”字，即古“爪”字。(上述两字宫衍兴先生释为“毛肤”录以待考)

经初步审阅郭绍瑞手抄的《鱼山刻石》刻辞全文,残石之一及残石之二应分别为《鱼山刻石》全石的首段及中段。全石总字数达字，共27行，行距7厘米，每行多为5字，亦有6字和4字者，其中散失的约15行，首边宽约5厘米，假如末边宽亦为5厘米，加上边栏的尺寸，据此推算，加上边栏全石总长度应在厘米左右。残石的两段文字相隔7行，郭漏抄了第14行，即残石之二的首行，两者恰可互补，诚为万幸矣。全文初步释读：

诸敢发我丘

者，令绝毋户

后，疾设不详

者，使绝毋户

后。毋谏卖人，

毋效狸人，使

绝无户后，毋

攻毋记，身已

下冢，罪赦毋。

毋为谕，毋背

母考，必罪天，不

利子孙。教人政

道，勿使犯□

□罪，天利之。居

欲孝，思贞廉，

率众为善，天利

之。身体手爪，父

母所生，慎毋

毁伤，天利之。分

率必让厚，何

绝永强。卿晦

灾卿。阳得见

车，博劳道

旁，蛇鼠睇

当道，秉兴

头天，居高

视下，莫不谨者。

对照两残石刻辞可见，郭的抄写文字错漏多处，除漏抄十四行外，首行抄错3字，第15行“廉”字抄错，第16行“善”字抄错,其他基本上正确。石刻未见的15行，只能依据郭之抄文的字形及上下文意,试作改正，如第9行类秦篆疑为“下”字：“家”应为“冢”字，上面的一点疑为石花所误；疑即“罪”字，疑为“赦”字，且于“罪”字之后文字位置颠倒，即应为“罪”“毋赦”不应为“罪”“赦毋”；第10行第二字，抄为“男”疑即“为”字。第5行抄为，似为“背”字；第11行，疑为“母”字误；疑为“考”字，疑为“罪”字；第12行，为合文，即“教人”；第21行，似“绝”字误；应为“晦”字；第22行，待考;第24行首字，疑为“旁”字误；第27行，字，疑为“莫”字误等等。以上仅为初释，有待专家定夺。

全文的大意是劝告人们不要盗掘坟墓，否则就会断子绝孙。不要违背父母，要行正道，勿犯罪。要讲孝廉，做好事，身体手爪为父母所生，要小心保护，勿致损伤(此句近似《孝经》中句)，老天爷也会保佑你，老天在上，明辨好恶，要谨慎从事。就其文体讲应是护墓的咒语，故亦有人称该刻石为“禳盗刻石”为汉代刻石所鲜见。

因郭的文化程度所限，又是在晚上打着手电筒抄录的，故抄写文字多有错漏之处，但在《鱼山刻石》全石毁为数段大部分散失之后，我们仍能于此基本了解全部刻辞的内容，已属十分难得。

《鱼山刻石》年代问题

《鱼山刻石》的具体年代，因墓室已毁,刻辞又无明确记年，难以确定。现在，我们只能根据刻石的形制、书体风格及同一墓室出土的其他随葬品,来推断一下大体的年代。在山东省济宁市博物馆及金乡县文物管理所，我见到与刻石一起出土的陶鼎、陶罐各一件，另有钱币两枚。两件陶器均为西汉时物(东汉不见陶鼎)，两枚钱币均为西汉五铢钱，可作旁证。而且《鱼山刻石》的四周均以斧剁纹凿刻文字的行间刻有界格为饰,书写风格为未脱尽篆意的隶书，其体制类西汉《莱子侯刻石》和《五凤二年刻石》，为典型的西汉刻石风格，故该刻石为西汉时物无疑，具体年代则无从考据。

再从《鱼山刻石》的书法风格和铭刻发展的脉络看，该刻辞在结体和运用上相近小篆，体型趋于方正，为带有浓厚篆意的隶书。文中相同的偏旁、部首尚不规范，如“谏”字“设”字“详”字之言旁均作，为四小横，而“诸”字言旁则作，为五小横;另有“之”字分别作:与;“绝”字分别作与等。拿它与《莱子侯刻石》比较，除刻制基本形制相似外,两石刻辞均具古隶带有浓厚篆意笔画无明显波磔的特点，其中两石所共有的“之”字、“使”字、“俊”字等逼肖。但《莱》石刻辞的篆意已基本脱尽，字形较为整齐，笔画稍显波磔,为东汉成熟隶书之先声，故《鱼山刻石》的年代应早于西汉新莽时期的《莱子侯刻石》。而《鱼山刻石》与相近地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简》比较，部分偏旁，如“示”、、、、等,二者相同,还有“令”“之”“賣”“禮”等字二者甚似。但从总的体势来看，《银雀山简》有《云梦奏简》的遗韵,篆隶并存,并且明显地受到秦《仓颉》《爱历》《博学》诸篇标准小篆规范化的影响,没有出现同一文字异形的情况。而《鱼山刻石》体势更趋隶化,仅仅流露出秦刻石的篆意，且相同文字的偏旁部首，时有变化，体型已近方正,故它的年代应早于西汉武帝时期的《银雀山简》。

《鱼山刻石》审美特征

在我们讨论《鱼山刻石》的审美特征和艺术风格之前，先了解一下它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我们全面理解该刻石所显现的石面粗糙而苍茫,凿刻随意而雄健道劲，刻手率意而显露真诚的西汉风骨，不无帮助。

武帝至东汉初期，是汉代书法大发展的时期。这时的汉武帝刘彻，虽然接受董仲舒“独尊儒术”的主张,重视经学，推崇儒学，讲究伦理纲常和孝悌观，而实际内容，既有儒家思想的富贵、进取、阳刚、行健，亦有道家思想的空无、恬退、阴柔。可谓集两家之大成。

此时的经学迅猛发展，文字在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愈加频繁。西汉承秦制：“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3]教书术、相马、御射。[4]并且将书法好列为出仕当官的门径之一，“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5]“又以六体试，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令、书史令”。甚至史官对于“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者，还要“举劾”。[6]如(萧)“何以礼义，史书而仕宦”。[7]还有昭、宜时人张安世因“善书”而供职尚书，后又因其“精力于职”推为尚书令，渐为重臣。[8]善书而仕宦由此可见一斑。

武帝元朔五年始设太学，到质帝时，太学生已从开始的五十余人发展到三万多人，可见当时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时相当于太学程度的私学也齐头并进，广招弟子、门生，诸生弟子及上述太学生都要经过几年的“蒙学”及书法教育，其中不乏以书法名世者。随着书法教育的普及，职业书法家应运而生。西汉始设“书佐”一职,主起草和缮写文书，皆为善书之辈。其间，即席挥毫式的书法创作也已出现：“陈遵善篆隶，每书一座皆惊，时人谓之’陈惊座’”。[9]当时，民间书家、书手虽然地位不高,但是实践丰富，人数众多，是书法创作的主力军。他们思想解放，挥写任意，留下来的作品也最多，且其中不乏精妙之作，充分表现出他们技艺的训练有素和文化的坚实深厚。由于汉初“高祖乐楚声”，[10]所以，在意识形态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艺术风格上,保留了南楚故土的本色。楚声短歌广为流传,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鸿鹄歌》《大风歌》，其气势之宏大，言词雄壮，“震古铄今”可谓整个汉代艺术的基调。西汉《鱼山刻石》作为历史的产物，它那雄浑率意天真烂漫的艺术风范正是在这个基调上展开来。

细观《鱼山刻石》表面粗糙不平，文词基本利用石之自然平面刻成。观原石、察刀口，可知刻手水平不凡，其书写水平应不在刻工下。原石未经书丹，刻手对刻辞及雕刻似不经意，纵刀如笔，字之大小一人自然，纵横、欹正、浑穆，磊落天真，行间字数不等，虽设界格而不为其所囿，随意为豪放恣肆,有如王安石云：“但疑技术有天得，不必勉强方得神。”这种对“质美”的追求，由来已久。比如“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11]又如“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随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等等。[12]

《鱼山刻石》的书法风格古朴自然，于端庄敦厚之中兼有汉草魏韵之美。其刀法承袭了篆书中锋宛曲的笔意，行刃沉稳，方圆兼施，徐徐而进，笔画如锥画沙，虽纤而能厚，于棱角森挺中可见其稚拙圆浑之气，于凝重收敛中呈现出畅达飞动之姿，字形虽方还圆，于起伏变化中隐喻着一波三折之趣。其结字内敛外张，疏而不散，密而不拘；形体灵活多变而不失质朴稳妥，转折处虽方还圆，方不折露，圆而不滑，给人以醇厚安祥、简约生动的感受，洋溢出秦汉的金石气概，每每引人入胜。傅山云：“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为之一派天机。”《鱼山刻石》充分体现了汉代工匠高度的艺术技巧和匠心。它鲜明的汉刻形象、独特的艺术魅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形态上，变篆书的纵势为横势，多数字形纵势收敛而横势伸张，一反常态，独开风貌。可以说隶书不同风格的产生，正是在这种不同程度的收敛和伸张的基础之上。

二、形体上，多数字体变篆书的长方形为扁方形，亦属前所未有,独辟蹊径。

三、结构上，变篆书的对称式为欹侧多变的形式，化面目单一为灵活多样。

四、方圆上，变篆书的圆转、匀称、端庄、严谨的格局，为方圆兼施，平稳而不失其流动、妥贴而不失其变化的格局。于表面的不平衡中求得态势上平衡、灵动而自然。

五、在刀法上，变篆书刻石多用的双刀法为单刀直取，行刀沉实恣肆，疏展而率真。在线条上体现出一种直中寓曲、曲中含韵、郁屈飞动、古质天真的风格。

六、在体制上，变秦代竖式的官制丰碑为横式的墓前民间刻石，并明显受到秦汉简册形制的影响，每行字数不等，行间饰以界格使人耳目一新。

通观《鱼山刻石》，我们还可以看到汉代工匠取材天然，可供率真朴穆，利用呼应、增减、参差、险夷、收放、疏密等多种艺术手法进行“创作”的努力。《鱼山刻石》风格的宏阔、博大、自然，似得北方山川原野之气势，而性情则与山东百姓憨厚、真诚、彪悍、豪放、甚至再加上三分霸野之气的性格气质相吻合。

《鱼山刻石》是秦篆向汉隶过渡的产物，它的这种变化，在书法史上称之为“隶变”，隶变一般有以下两个重要特征：

第一，变篆书圆转的笔画为方折，比如为“宀”，为勹，为“口”或“△”等等。

第二，象形意味大大减少,使得汉字基本脱离了图案化，而变成符号化的抽象线条。比如为“水”，为“月”，为“虫”等等，其所象之形已经很难看得出来。

“隶变的消灭象形文字形体，主要是臆造偏旁；混同了形体不同的字，同时也分化了形体相同的字，强异使同，强同使异，造成了汉字字体的巨大变化，……结束了过去数千年古文的形体，开辟了近两千年隶书和草书的形体”。[13]所以说“隶变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最了不起的伟大变革。自此，汉字从古文字系统演进到今文字系统，字形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大篆、小篆、隶书、草书、行书、楷书渐次形成,诸体兼备，它标志着我国今文字系统由此发端，也标志着我国书法艺术已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

《鱼山刻石》的时代意义

古人在自然界创造文化、建立文明，这种创造在留下实物的同时，也在自然界留下时间的印记。如他们的书法艺术是历史的而不是自然的，却因为人的活动必然在自然界打上历史的痕迹。他们所进行的“创作”虽然多数是契刻工匠们的“为人作嫁衣裳”，即以记事功利为主的一种实用性行为，但是这种“创作”的结果，无疑是要把人类除了表层意义(比如刻辞内容)以外的一些深层的心理意识，借助某一种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是一种近似宗教的虔诚，从书法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先民们除了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等,还表现出对文字的崇拜,他们要做的只能是把自己的文化活动(比如刻画)提高到复杂的、文明的历史文化的高度，所以他们的“作品”又无不具备时代精神。看来这种对于个人风格和时代精神的追求，由来已久。我们今天对于作品的创作，不仅仅是要模仿什么，具体地表现什么，而更重要的是要把那些仅仅靠“字义”“形象”所不能完全表现出来的“本真”表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城廓(政治)的动物。”也就是说，人不是个体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因此，这种表现又无不具备时代精神。古代艺术家们创造伟大作品时的劳动,被储存在他们的作品之中，这种劳动总是生气勃勃地“活”着。它们的艺术魅力永远感染和吸引着后人，使人们为之赞叹、为之倾倒，并像着魔一样地去模仿它们、体会它们，努力去理解它们那靠“字义”所不能完全提供的意义，而与之产生艺术的共鸣，为自已今天的创作挖掘丰富的宝藏，涉取深厚的营养。

书法艺术的这种“时代性’和“历史性”，给我们带来了历代璀璨多姿的书法风格。它们属于中华民族的整个历史，并使我们为此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对于汉代隶书的借鉴与创作，多有方家专著，故不赘述。唯康有为先生”新体异态”说可谓独树一帜。他说：“凡汉分为金，为石，为瓦，为亏，为圆，而无不扁密者。学者引伸新体异态，生意逸出,不患无字数也。”吾于汉人书酷爱作分，以其在篆隶之间，朴茂雄逸，古气未漓。”他不但道出了汉隶的艺术特征，也提出了学习汉隶的艺术追求。

西汉是篆书向隶书过渡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而这一时期留下来的隶书刻石，确如凤毛麟角。据宋尤袤《砚北杂记》说:“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赵明诚《金石录》也仅仅著录《居摄两坟坛》、《五凤二年刻石》，且均为坟坛和宫殿计时标志的“小品”，无法与《鱼山刻石》阔近两米的身躯相比。欧阳修曾感叹说：“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14]清代以前发现的也不过《霍去病刻石》《麃孝禹刻石》《莱子侯刻石》等寥寥几石。其他多为篆书，又大都是三言两语之记事或题名。字数最多的《莱子侯刻石》也不过7行35字，且早已损泐无神。因此，研究者多难于西汉刻石之罕见。《鱼山刻石》的发现，对于书法史上秦至汉代书法发展的源流关系及技法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并对隶书艺术的继承和发展，有着十分积极的借鉴作用，独惜不得其全，为无知者所破坏，欣赏之余，不禁为之一叹!

（此文作于年，年修改于北京中央文史研究馆。)

注释：

[1]《居延汉简》甲编——

[2]《居延汉简》甲编——

[3]《汉书·食货志》

[4]《汉书·东方朔传》

[5]《说文解字》：“讽”，诵也。

[6]《汉书·艺文志》

[7]《汉书·贡禹传》

[8]《汉书·张汤传》

[9]《汉书·陈遵传》

[10]《汉书·礼乐志》

[11]《淮南子·说山训》

[12]《韩非子·解老》

[13]蒋善国.《汉字形体学》，文字改革出版社，年。

[14]宋欧阳修，《集古录》。

作者简介

马新林，年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祖籍山东省莱西市。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获中国画专业文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执行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李可染画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澳门城市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学院外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画院外聘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博士研究生论文答辩专家，中国美术馆青年美术家收藏工程专家、人民美术出版社评审专家、荣宝斋画院首聘专家。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部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创作中心主任。

"岭南画学"总第七十七期（/04/22）

注：版权归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