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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文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文学、艺术、科技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成就。本文笔者拟从文学、绘画、数学、农学和地理学等五个方面分别予以介绍：

其一，文学

该时期文学突破了汉赋、汉乐府的样式，出现了风格迥异的各种文学形式。从东汉末年开始，先后出现了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建安文学”、陶渊明为代表的田园诗、南朝骈文以及南北朝民歌。下面依次来说：

一是建安文学

所谓“建安文学”，是指汉献帝建安年间，以曹操父子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家，致力于五言诗的创作，旨在表现离乱的社会现实，反映统一天下的迫切愿望和积极进取的理想精神，诗词慷慨激昂，语言刚健有力，史称“建安风骨”。

建安文学的兴起，与时代动荡有着密切关系。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战火连绵，人民离散。建安文人目睹各种社会惨状，感同身受，因此，他们在诗歌中抒发自己的为国为民政治抱负[1]。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以及女诗人蔡琰（也就是蔡文姬）。

以曹氏父子为例，来说明建安文学的成就。曹氏父子都有很高的文学素养，虽为父子，但他们诗歌风格却显现出差异性[2]。曹操的诗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精神，语言古朴苍劲，风格悲凉慷慨、雄健沉郁。在《短歌行》中霸气外漏，写出了“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迈之情。在《龟虽寿》中则是展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在《观沧海》中更是豪情万丈：“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曹丕的诗风与乃父的大气磅礴不同，反而清丽秀丽，含蓄蕴藉。多写游子思妇题材，兼及年命之悲和行乐之情，充满了对乱世的忧愁。在《善哉行·有美一人》中“眷然顾之，使我心愁。嗟尔昔人，何以忘忧。”鸟儿悲鸣，激起了他对美人的无限哀愁。《燕歌行》是一首“闺怨诗”的典范，诗中塑造了一位形影相吊，忧思难忘的思妇形象[3]。王夫之在《姜斋诗话》中盛赞其诗：“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曹丕在古诗上不论是内容，还是艺术手法上都有不少开创之作，《秋胡行》就极具代表性，开篇一句“朝与佳人期，日夕殊不来”，将等候佳人不至的落寞感瞬间展现出来，为全篇定下基调。

曹植的诗内容丰富，悲愤萦怀，在艺术上生动形象，辞藻华丽，音韵流畅，对仗工整，形成集浑厚雄健、绮丽自然和华美壮大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曹植的作品达到了建安诗歌的高峰。曹植是一个胸怀宽广之人，即便后期受到猜忌，也不失慷慨之气。在《田野黄雀行》中，开篇就写下了“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以疾风险浪来昭示环境之险恶。而“长驱蹈匈奴”、“万里犹比邻”、“美酒斗十千”等诗句，则展现出豪放壮大之美。曹植还特别注意诗词的炼字炼句，在《赠徐干诗》开头“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用“惊”、“飘”、“忽然”、“归”等寥寥几个词语，写出时光易逝，岁月易老。“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金石，咄唶令人悲。”诗中对世事无常，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

最后，顺便说一下蔡文姬。她的代表作是《悲愤诗》。关于蔡文姬的身世，说多了都是泪！出身于书香门第，东汉大儒蔡邕之女，在文学、音乐、书法等领域都有不低的造诣。初嫁卫仲道，后被南匈奴所虏。曹操统一北方之后，听说蔡文姬流落匈奴，将她花重金赎回。然后，曹操将其赐婚董祀[4]。未几，董祀犯错要被处以斩刑，蔡文姬不顾冰天雪地，赤脚前往相府求情，才保住了董祀之命[5]。

蔡文姬生逢乱世，受尽命运摧残。她凭借着坚韧的性格，顽强的生存了下来。蔡文姬“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6]就是著名的五言长篇叙事诗——《悲愤诗》。诗句开头便描写自己惨遭被虏的原由和被虏途中的各种苦楚[7]。诗句中间部分叙述了在南匈奴的生活和听到被赎消息之后悲喜交加，以及和两个“胡子”离别的悲怆场景[8]。诗句最后部分主要描述了归途和到家后的所见所感。这首史诗是对汉末大动乱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极具感染力！

二是田园诗

现如今，大家一提到陶渊明这个人，立马就想到了超脱尘世，归隐田园的诗意人生。实际上，陶渊明和阮籍一样，他们算是政治仕途的失意者，被迫退出官场。有史为证：“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伤。”[9]“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10]鲁迅先生对此有着独特的看法，他说：“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世尘，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11]

作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陶渊明选择了退避，归耕田园，寻找生活的快乐和心灵的慰藉。“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12]蔑视功名利禄，拒绝委曲求全。虽然魏晋佛、道思想大行其道，绝大多数士人都抱着悲观情绪活着。相反，陶渊明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然极为执着、关心”，他在《古诗十九首》中慨叹人生：“人生似虚幻，终当归虚无”；“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找到精神家园，在劳作中找到了归宿和寄托。《归园田居》组诗中最能体现出陶渊明的平淡冲和，自然质朴，在山水草木中却充满了生命的情意。李泽厚先生深刻洞悉陶渊明田园诗的意境：“他（陶渊明）把自《十九首》以来的人的觉醒提到了一个远远超出同时代人的高度，提到了寻求一种更深沉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的高度。从而，自然景色在他的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13]最后放上几首，笔者喜欢的《归园田居》前三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一)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其二）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其三）

三是南朝骈文

骈文始于东汉，成熟于南北朝。那么啥叫“骈文”？两匹马并行称之为“骈”，两相对仗的句子组成的文章，就是骈体文。骈文的特点有三：（一）讲究对仗。对仗必须工整，“天”对“地”、“日”对“月”，“佳菊”对“丽兰”如此等等。（二）讲究声律。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平平仄仄。（三）堆砌典故和用词华丽。这个不用多说，古诗文的基本特点，只是骈体文用的更多。

南北朝的骈文多是内容空洞，辞藻华丽，言之无物的形式主义作品。但，也不乏有佳作，只是比较少，比如初中所学的吴均的《与朱元思书》，内容很多人都能背下来，咱就不说了，它是骈文中写景色的精品，描写山水景物清新而隽永。还有如道教领军人物、炼丹大师陶弘景的《答谢中书书》：“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沉鳞竞跃。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语言洗练，文辞清丽，短短六十八字，便把江南美景呈现出来，堪称六朝山水小品文名作。

四是南北朝民歌

南北朝的民歌和汉乐府一样，起初是民间歌曲小调，后由乐府机构采集加工润色而成[14]。南北朝由于长期对峙，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环境、民族风尚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南北差异，因而南北朝民歌显现出不同的风格与情调。

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南朝民歌多以游子思乡，思夫别离情绪作品为主，虽然南歌内容相对狭窄，但却反映南朝人民纯洁真挚的情感生活。南歌以湖北一带的“西曲”和江苏一带的“吴歌”最负盛名。西曲相对风格比较豪迈，而吴歌则细腻委婉，流于浮艳[15]。南朝采集民歌与汉代的目的不同，汉代是“观风俗，知薄厚”[16]，了解民间疾苦；而南朝则是完全为了满足声色需求。

南朝民歌艺术特征：（一）体制大多小巧，五言四句为主，语言清新自然。（二）大量运用双关语。有同音异字，以“莲”双关“怜”，以“藕”双关“偶”等；也有同音同字。以药名的“散”双关分散的“散”，以布匹的“匹”双关匹偶的“匹”等，使语言表达更加委婉含蓄，活泼生动。抒情长诗《西洲曲》是南朝民歌中的精品，通过不同季节景物切换和女子的活动、服侍及仪容的点染描绘，展示女主人公思夫的情思活动。尤其是最后四局：“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意境深远，回味无穷。所以清代学者沈德潜称其为：“续续相生，连跗接萼，摇曳无穷，情味愈出。”[17]

再看北朝民歌。北方少数民族居多，他们的性格豪迈，民歌朴实无华，情调坦荡豪放，风格刚健爽朗。北方民歌质朴大方，浑然天成，不像南朝民歌那么扭捏阴柔，矫揉造作。相比而言，北方民歌的题材则宽泛的多。有表现塞北风情的、展现少数民族尚武豪侠精神的、反映战争给民众带来深重灾难的[18]、体现巾帼不让须眉的、描写底层民众悲惨生活的[19]，以及呈现爱情和婚姻题材的[20]。其中大家耳熟能详的是《敕勒川》和《木兰诗》，前者描绘了一幅无比壮阔塞北景象；后者记述了一位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在战场上屡立战功的奇女子。

其二，绘画

绘画是人类的本能，它的产生，源于人类表达欲望和冲动。远古人类通过线条的形式纪录生活，这种随手涂鸦，便是早期绘画。经过长期积累，人们慢慢总结出一套画法技巧，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现在能够看到的远古人类绘画，大多都是存于出土器物上面。彩陶画《人面鱼纹彩陶盆》、《鹳鱼石斧图》等都是其中的杰作。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人物龙凤图》《人物驭龙图》，单线勾勒，线条流畅，色彩绚丽，表明中国绘画艺术从萌芽走向成熟。

秦汉时期，绘画基本上都是生活场景的再现。当时绘画门类丰富起来，有壁画、帛画、木板画、画像石、画像砖等。壁画是一种室内装饰品，贵族豪富之家绘制大幅壁画，摆阔炫富。汉人有“视死如生”的挂念，于是陵墓中也有了壁画。壁画题材非常广泛，涉及战争、渔猎、耕作、宴会、乐舞等场景。洛阳汉墓出土的《夫妇宴饮图》，刻画细腻传神，堪称壁画中的精品。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和今天浴室内瓷砖图案一样，拼在一起，就组成一幅主题鲜明的壁画。最能反映秦汉时期绘画水平的是帛画。长沙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大量色彩明艳的帛画，画面内容丰富，有人物、日月、神像、龙、蛇、龟、虎等各种禽兽，布局和谐，刻画生动，是一幅罕见的绘画艺术珍品。木刻画是在木板上雕刻好画面，然后填涂颜色；木板画则是在漆好的木板上作画。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艺术大爆炸时代。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获得蓬勃发展，这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王朝不断更替，统治阶层争相杀伐，政治黑白无常，大量名士被裹挟进政治漩涡，最后死于非命，整个官场成了“修罗场”。只要一不留神“站错队”，就会性命堪忧。何晏、嵇康、陆机、潘安、郭璞、刘琨、谢灵运、范晔等文人都惨遭毒手。名士们无故遭遇“大清洗”，流露出“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的恐惧情绪。知识分子由积极进取的孔孟集体转向清净无为的老庄，避世以自保。原本业余修身养性的清谈、读书、写字、绘画、舞蹈等，反而成为他们生活主题。正是基于此，中国文化艺术在魏晋时期，获得“井喷式”发展。

该时期绘画发展演进，主要表现在绘画理论的总结。在此此前，绘画理论大多零星片语，夹杂在经史之中。随着绘画的发展，需要对前人的理论予以总结。顾恺之的《画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王微的《叙画》算是奠基之作，而谢赫的《古画品录》，则是首部系统总结绘画理论的专著，对魏晋以来的27位画家进行评论。谢赫在书中提出品评绘画优劣的六条标准（“六法”）：“气韵生动”（精神状态）、“骨法用笔”（线条表现）、“应物象形”（再现对象）、随类赋彩（赋予色彩）、“经营位置”（空间构思）、“传移摸写”（临摹仿制）。理论源于实践，再反过来指导实践。

被誉为“中国达·芬奇”的顾恺之，擅长画人物，谢安都很器重他的才艺，惊叹他的画技[21]。他画人物，有个特点，画不点睛。问他原因，他说：人物最传神的地方，全在眼睛上面[22]。顾恺之还在绘画理论上有很大建树，他提出了“以形写神”的绘画理论，注重表现人物精气神，并将之运用到绘画当中。其代表作是《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洛神赋图》采用了“连环蒙太奇”的表现结构，展现一种流动的“意”。

笔者详细说说《女史箴图》。“女史”是女官名，“箴”是规劝、劝诫的意思，《女史箴》是当时的“宫廷教育读本”。女官来劝诫谁呢？晋惠帝的皇后贾南风。前面讲过，贾氏专权，恣意妄为，任人唯奸，荒淫无度。朝中大臣张华便收集历史上先贤圣女的故事，编成九段《女史箴》，借以劝诫警示贾南风。当时被作为“苦口陈箴，庄言警示”的名篇，传播很广。顾恺之就根据《女史箴》的主题，绘制了12幅《女史箴图》。这幅旷世组图，原本收藏在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洗劫了圆明园，《女史箴图》流失海外，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二战期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帮英军解除日军围困，英国政府为表达谢意，让中国政府做出选择，归还《女史箴图》，赠送一艘潜水艇，二选一。因为战争需要，国民政府选择了潜水艇，《女史箴图》错过了回流的机会。

其三，数学

南北朝时期的数学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在圆周率的计算上。众所周知，南朝祖冲之精确地算出圆周率的值。说到圆周率，还不得不提到一个人——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后世学者称其为“数学界的一大伟人”[23]。刘徽在数学上有两大贡献：一是整理古代数学，并构建理论基础[24]。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对此前的数学成果进行了整理，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数系理论、面积与体积理论。二是在原有数学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集中体现在“割圆术”与“圆周率”、“牟合方盖说”、方程新术、重差术等。与本文相关的是圆周率，刘徽给出了计算圆周率的科学方法，并求得π=3.，史称“徽率”。

祖冲之就是在刘徽的基础上，也是通过割圆术来计算圆周率的。所谓的割圆术，就是圆周等分为若干等份，再继续进行分割下去，用于推导圆面积，圆周长或圆周率的方法[25]。实际上，圆周率也不是刘徽开创的，此前汉代的刘歆、张衡、三国的王蕃等人都曾计算过圆周率，只是不太准确[26]。如张衡、王蕃两人计算出来的值分别为3.和3.。虽不精确，但也很接近啦。

祖冲之继续采用割圆术“更开密法”，经过反复计算，得出了圆周率的值，在过剩和不足的近似之间，即3.~3.之间[27]。后人将“约率”用祖冲之的名字命名，简称“祖率”。此外，祖冲之还有不少数学成就，最具代表性要数《缀术》，但《缀术》过于难懂，后来就失传了[28]。祖冲之在中国科学史上有着崇高地位，备受后人推崇，当前的科技前沿要数量子学，而我国的量子计算机被命名为“祖冲之号”。

其四，农学

中国古代有四大农书。第一部是汉代的《氾胜之书》，第二部是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第三部是元朝王祯的《农书》。最后一部是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今天要说的是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学著作。

关于贾思勰的生平事迹，现在还是搞不清楚。通过《齐民要术》的序言，可以知道他主张“农本”[29]，以及“不仕则农”的，倡导耕读结合。他写《齐民要术》的目的，一方面“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也就是送科技下乡，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另一方面则是“晓示家童”，让自家也富裕起来，尽量不拖大家的后腿。

《齐民要术》总结了6世纪以前，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所积累的农业科学技术。《齐民要术》是一部承上启下的农书，向上承袭《氾胜之书》，沿用了氾胜之的“区田法”等农业耕作技术；向下开启各代农学的基本模式。《齐民要术》虽然只是一本只有11万字的小册子，但其内容却很丰富，大大超过先秦、两汉的农书规模。贾思勰在自序中说，所记述的生产技术以农业为主，兼及桑蚕、林业、畜牧、水产养殖，可以说是农、林、牧、副、渔都占全了。甚至还有农副产品的粗加工，如酿酒、食品加工和储藏，以及熬制橡胶和制造毛笔等[30]。所以，被誉为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

《齐名要术》，既保存了战国秦汉以来的农学精华，又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新经验和新方法。书中对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对都有详细介绍，从平整土地、精耕细作、防旱保墒、除草施肥，到培育良种、轮换耕种等农业生产环节，都做了详细介绍，对农业生产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另外，书中记载的果树嫁接、熏烟防霜法、葡萄埋蔓法，以及牲口阉割技术等，沿用至今。

其五，地理学

最后，还需讲一下魏晋时代地理学，该时期的地理学发展主要体现在地图的绘制上面。西晋出了个“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李约瑟评语）裴秀。他出身于大族“河东裴氏”，少有才名，入仕做官，官至副宰相。作为魏晋“名士”中的一员，他也紧跟魏晋“贵圈”时尚，服食“五石散”，后饮冷酒、洗冷水澡不幸而亡。大家可能会有疑问，“五石散”是个什么东西？而魏晋名士群体为什么会选择集体服食“五石散”？

所谓“五石散”，主要由五种矿物质组成的药方，据说这个方子是张仲景发明的，主要用于医治伤寒病。“五石散”有怎样的疗效，并成为魏晋上流社会的时尚用品？其原因有二：一是服用“五石散”，会改善他们的皮肤，起到美容养颜的效果。正常人服用五石散之后，皮肤会变得透亮、白皙、有光泽。但，也有副作用，服食后会身体燥热，需要吃冷食、饮冷酒、洗冷水澡降温。

名士圈流行服用五石散，裴秀也就跟风，体验冰火两重天。正所谓，“人在江湖飘，怎能不嗑药”。呵呵。“二十四孝”中有一个典故，叫王祥“卧冰求鲤”[31]。笔者深度怀疑，王祥可能卧冰散热是真，为母“求鲤”则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儿。常规散热方式，就是动起来散发体内热量，这个过程被称为“行散”，今天我们所说的“散步”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

另一个原因，服用“五石散”可以起到提神醒脑作用。何晏既是“空谈的祖师”，又是“吃药的祖师”。何晏就说过：“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32]“五石散”还有一个功效，能促使精神亢奋，增强性欲，有助于床笫之欢[33]。“五石散”简直是魏晋时代的“伟哥”啊！魏晋名士作为“嗑药发烧友”，他们明知五石散伤身，却仍然趋之若鹜。魏晋名士如此选择，是因为他们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既然无法求得生命的长度，那就转而追求生命的密度，无节制地嗑药酗酒。有网友开玩笑说，魏晋名士都“酒精考验”，他们撒泡尿，不是“清香型”的，就是“浓香型”的！

裴秀就是在服食五石散之后，喝温酒催发五石散，然后又热得不行，洗冷水澡给冻死的。虽然，这事儿挺怪诞的，尤其是发生在一个科学家身上。实际上，裴秀只是一个典型代表而已。余嘉锡先生在《寒食散考》中讲：“以为杀人之烈，（五石散）较鸦片有为过之”。“自魏正始至唐天宝，五百年间，死者数十百万。”[34]裴秀虽然死的怪诞，但在地图学上却成绩斐然。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是绘制出《禹贡地域图》。裴秀时任地官，有鉴于前代地图沿用时间久远，而后世已经发生变迁，逐渐混淆不清。于是，裴秀采集、甄别旧文，在有疑惑之处存而不论，并对古今地名变化进行了注释，绘制成了《禹贡地域图》（历史地图集）十八篇，上奏皇帝，收藏在国家图书馆[35]。

二是建立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裴秀在总结古人绘制地图的经验基础之上，他提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六体”。所谓的“制图六体”，也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要遵循的六大原则：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道路、河流的曲直）等[36]。这六大绘制地图原则的提出，对后世制图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仍在沿用。

陈登原在总魏晋时代地理学成就时说：“魏晋六朝之时，地图学甚有发展：其一，有地望准折；其二，有分图合图；其三，有历史地图。”[3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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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心雕龙·时序》：“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2]《文心雕龙·时序》：“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

[3]《燕歌行》其一：“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郁陶思君未敢言。寄书浮云往不还。涕零雨面毁形颜。谁能怀忧独不叹。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户步东西。展诗清歌聊自宽。乐往哀来摧心肝。悲风清厉秋气寒。罗帷徐动经秦轩。仰戴星月观云间。飞鸟晨鸣。声气可怜。留连怀顾不自存。”

[4]《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

[5]宇文所安主编：《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年之前》，三联书店，年版。

[6]《后汉书·列女传·董祀妻》。

[7]《悲愤诗》其一：“汉季失权柄，董卓乱天常。志欲图篡弑，先害诸贤良。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欲共讨不祥。卓众来东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截无孑遗，尸骸相撑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

[8]《悲愤诗》其一：“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厄祸！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处所多霜雪，胡风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肃肃入我耳。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有客从外来，闻之常欢喜。迎问其消息，辄复非乡里，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己得自解免，当复弃兒子。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兒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兼有同时辈，相送告离别。慕我独得归，哀叫声摧裂。”

[9]《拟古·其四》。

[10]《感士不遇赋》。

[11]转引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

[12]《感士不遇赋》。

[13]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年版。

[14]《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

[15]《晋书·乐志》：“自晋迁江左，下逮隋、唐，德泽浸微，风化不竞，去圣逾远，繁音日滋。艳曲兴于南朝，胡音生于北俗。哀淫靡曼之辞，迭作并起，流连忘反，以至夷陵。”

[16]《汉书·艺文志》。

[17]《古诗源》卷十二。

[18]《隔谷歌》：“兄在城中弟在外，弓无弦，箭无括，食粮乏尽若为活！救我来！救我来！”

[19]《雀劳利歌辞》：“雨雪霏霏雀劳利，长嘴饱满短嘴饥。”

[20]《折杨柳歌辞》：“腹中愁不乐，愿作郎马鞭。出入擐郎臂，蹀坐郎膝边。”

[21]《晋书·文苑传·顾恺之传》：“尤善丹青，图写特妙，谢安深重之，以为有苍生以来未之有也。”

[22]《晋书·文苑传·顾恺之传》：“恺之每画人成，或数年不点目精。人问其故，答曰：‘四体妍蚩，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

[23]转引周瀚光、孔国平著《刘徽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

[24]《册府元龟》卷八六九：“祖冲之为长水校尉，善算，著《九章》，造《缀术》十篇。”

[25]吴文俊著：《中国数学史大系》（第三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年版。

[26]《隋书·律历志》：“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

[27]《隋书·律历志》：“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nu）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圆周二十二。”

[28]《隋书·律历志》：“(祖冲之)又设开差幂、开差立，兼以正员(负)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称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

[29]《齐民要术·序》：“舍本逐末，贤哲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

[30]《齐民要术》：“起自耕农，终于醯醢（指鱼肉做成的酱），资生之业，靡不毕书。”

[31]《晋书·王祥传》：“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32]《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33]王瑶著：《文人与酒》，《中古文学史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34]余嘉锡：《寒食散考》，载《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年版。

[35]《晋书·裴秀传》：“又以职在地官，以《禹贡》山川地名，从来久远，多有变易。后世说者或强牵引，渐以暗昧。于是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奏之，藏于秘府。”

[36]《晋书·裴秀传》：“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

[37]陈登原著：《国史旧闻》（一），中华书局，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