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之学，士人所尚，拓本庋藏，题耑跋尾，欲以考据、义理、辞章而显明古迹，以副文心。

延堂近岁亦颇为题跋之事，初而应友人之邀，自述己见，继而凡己所藏，亦抒感怀。凡所过眼，无不题识，俨然乐事也哉。

然题跋之事非小可也。余每见延堂字斟句酌、博洽文献、孜孜以求、恭谨以题，谓之有拳拳之心不为过也。问以故，答曰：好古且敬事而已。

余见延堂题跋每为世人称道，或竟以为某品之标准件，则窃为之喜。然邀请者日渐其众，延堂亦渐应接不暇，虽亦取润，然既无标准在先，则未免苦于情面也。

是以余获延堂之允，为定润例焉：

凡尊彝等吉金拓本、秦汉名碑，润金元，铜镜、唐以前刻石名迹元；

造像题记、墓志、画像砖石等元；

民国及以前拓本加润元；

凡指定抄录诗文经文者，润金元；

不为题跋，只为题耑者，润金元。

凡伪拓、劣拓则谅不受命也。

此启即日生效；师友旧交，延堂自愿打折者，则何人可强之耶。

丁酉立冬，沽上拾麦簃代拟

魏暑临

字子夏，号延堂、知夏书屋。年7月生于天津。毕业于天津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法学专业。教师。

雅爱诗词文章，能书，略涉金石之学。

现为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成语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天津市李叔同研究会会员、河北省永昌博物馆签约艺术家等。

吳王余祭劍拓本跋

此近歲餘杭南湖所出古劍，自曹錦炎先生考為吳王余祭劍，頗為世人所重。其銘至為精美，文曰：“工吳王{虘又}矣工吳擇其吉金，台（以）為元用。又（有）勇無勇，不可告人，=（人）其智（知）之。”董珊先生曾博引古籍，釋末三句之意為：有勇不宜言說，人能知其為空言，故宜示人以實踐，是為力行之勇德也。李家浩先生以為：“不可告人”之“人”指他人，“人其知之”之“人”指吳王自身，所述乃兵家韜晦之術，並參以《六韜》“大勇不勇”“道在不可見，事在不可聞，勝在不可知”“聖人將動，必有愚色”諸說。竊以為“有勇無勇”確偏義於“有勇”，“人其知之”之“人”則未必指向自身，所謂不以有勇告人者，蓋以人自可知我之有勇也。若如是，則既存韜晦之用意，又顯擅勇之自得，其為銘文，不亦宜乎。

西漢羽陽宮鼎跋

此枕善居藏西漢羽陽宮鼎精拓。其銘曰：羽陽共金鼎一合容一斗並重七斤第卅一。

共者，供也。徐正考先生《漢代銅器銘文綜合研究》分銅器序數為製作時所編之造器號與使用時所編之用器號兩類；而李仲操先生《羽陽宮鼎銘考辨》詳證羽陽宮鼎所涉祭事；是以第卅一者，祭事所置序也。

查寶雞市博物館藏癸丑出土三段銘文羽陽宮鼎，即李文所述者，高十七釐米強，口徑十四釐米強，形制與此同，初有蓋，容一斗二升，並重七斤十四，參諸此鼎，可知刊銘時其蓋亦存。

且此鼎銘文書風較整飭，有類館藏鼎銘文首段，殊堪珍重也。

戰國青銅廿一年邞戟全形拓本跋

壬戌歲寧平西曾出戰國青銅廿二年邞戟，近略有考證邞地奚在、邞字何讀者，尚待定論。此廿一年邞戟，形制略同，而銘文更顯整飭精湛，筆劃鋒芒，特副金器之宜，於拓觀之，千載如新，令人發往古幽懷。彼持之者，亦曾注目斯銘如是耶？越野戮勇，何人與子為同袍耶？歲月變遷，汝安知後世得而寶之耶？時代既迥，棄用不同，當時充其武備，今日燦於文房，考證之餘，遊藝閱史，可不慨而思之也哉！

“富貴昌宜主”青銅洗全形拓本跋

《繫辭》云：形而上下，道器之分。是以道托器以形，器借形見道，非謂於器無道也。

前人於器瑞祝祥符，寄情寓意；更信其關乎福禍，故制器而亦制於器也。孔子云“君子不器”，蓋亦教人自信，莫器於器者矣。器之於人，器也，人之於器，主也，人若淪為器，則更器之下也。唯其為君子，仁德有報而其器弗廢也。

舊什鐫銘，余甚信之，何也？以專誠之心為傳世之事，所制精粹，所用勤謹，珍重有嘉，殊堪愛惜。誰能為之主，必獲大吉也。

或曰：直言“富貴昌”，不亦俗乎？余曰：汝器也，無以語古人器也。

唐开元十年吕神贤造月宫镜拓本跋

此沽上雅颂斋张公音涛先生传拓唐开元十年月宫镜，为镜铭文字最多者，其辞曰：“杨府吕氏者，其先出于吕公望，封于齐八百年，与周衰兴，后为权臣田兒所篡，子孙流迸，家子（于）淮扬焉。君气高志精，代罕知者，心如明镜，因得其精焉。常云：秦王之镜，照胆照心，此盖有神，非良公所得。吾每见古镜极佳者，古今所制，但恨不得停之多年，若停之一、二百年，亦可毛发无隐矣。蕲州刾史杜元志，好奇赏鉴之士，吾今为之造此镜，亦吾子之一生极思。开元十年五月五日铸成，东平郡吕神贤之词。”

上海博物馆藏月宫葵花镜，除外饰葵花边缘，其余绝似此镜，唯月宫图案实显粗重呆板，了无神采；而其“明镜”下为“曰”字，“东平”下为“邵”字，陈佩芬先生编著《上海博物馆藏青铜镜》一书以释之，陈尚君先生辑校《全唐文补编》亦从之；今视此镜，“曰”字处实为“因”字，且于文意更为畅达，“邵”字处实为“郡”字，且东平郡在山东，与吕氏郡望相合。

谛观此镜图景，细致入微，刻画生动，桂树裁枝剪叶、精巧得宜，玉兔目光体态、灵妙有神，蟾蜍跳跃，猛虎食鹿，清晰可辨毫芒。陈佩芬注曰：“兽钮，兽口中噬咬一马。”较以此镜，鹿之角、蹄俱甚分明，实非马也。且其兽之形，应为虎也；余闻或有以屈原《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等古籍为证，持论古人以为月中有虎者，良有以也。

昌庆志先生着《唐代商业文明与文学》以为：吕、杜二人无私交、隶属关系，铭文却远述先世，旁及秦王之镜，乃商业宣传行为。然余读此镜铭文，深感吕氏千载之心！其得镜之神理者，无非今人所谓工匠精神之所在乎？而其能不止于巧制，其志有照乎心神。千载以下，张公嘉拓精华，鉴以谨严，显其毛发，知者代有，良公亦得，其真可对视古人、会其极思者也！

“內而光”二十四字銘文銅鏡拓本跋

此沽上雅頌齋精拓銅鏡，銘文兩圈，內為“長宜子孫”四字，外廿四字初讀似不可解，王士倫、王牧編著《浙江出土銅鏡》書中曾錄類似銅鏡銘文，卻未斷句，張宏林著《鑒影覓韻》書中，參以李零著《蘭臺萬卷·詩賦略》，以此類銘文屬“成相體”。該體實乃押韻短歌，施於吉語，應符其宜，但此處以三三七四七為斷句，則不盡押韻，且似與鏡銘辭例不甚相協。余與畢多聞先生商議，謹仍以三言句讀為恰，此鏡銘雖有三字模糊，然參以類似古鏡，可知其文曰：“內而光，明而清，湅石華，下之清，見弓己，知人菁，心志得，樂長生。”

“湅”通“煉”（《隸續·鏡銘》：“湅冶銀錫清而明。”）；“石華”指鑄鏡所用之礦石，“下之清”即“下之精”，指以地下精華之礦產而制此佳鏡也（《後漢書·邊讓傳》：“博選清英。”可參。）；“弓”即“躬”之省借字（《論語·子路》：“有直躬者。”《釋文》：“躬，鄭本作弓。”）。夫如此，語通辭暢，庶幾不失古人之意也。

漢“君宜高官”鏡拓本跋

此福永先生拓“君宜高官”鏡，文字和諧高古，飾紋頗富動感，而繁簡得宜，轉有樸素之格，實別致可愛之品也，以拓本想及原鏡，摩挲欣賞，殊堪寶也。“君宜高官”本銘文常見吉語，施於佩鏡，尤足玩味，古之官者，每示人以“明鏡高懸”之匾於廳堂之上，不知起於何時，亦不知有幾人遵其義，然心跡所露，古今同然，而“懸鏡”不如“自鏡”，君於高官宜否，其自視也豈不可知哉，因題云：雖簡銘文亦好詞，為懸皎鏡素稱儀。高官厚祿君宜否，清濁分明自鑒時。

漢萊子侯刻石拓本跋

此刻石前人釋讀分歧，多在辭句。近見劉海宇先生《山東漢代碑刻研究》旁證古簡帛書字，釋“支人”為“丈人”，以為萊子侯使宗族諸子百餘人為其長輩或父母修墓封塚。余以為“丈人”之解，有古跡相參，頗具可觀，而“封墓”之解亦可備一說，至於“偖”字，則無關緊要。

此石盛名，實緣其書。馮晏海、馮集軒《金石索》評其“當時野制，無深長意趣。”蓋非整飭華美者不具青眼。而陸劭文《金石續編》云：“原刻正以樸拙，倍見古情。”則於率真樸茂者亦能賞音。今人每以怪誕示古拙，鑒以此石，應知古情野趣，亦宜雅正也。方硯樵《枕經堂金石書畫題跋》評曰：“雖不如孔廟五鳳二年刻石之高超渾古，亦遙相輝映。”余以為五鳳二年刻石字形平正緊實，筆劃粗重，故顯渾古，然實不如此石開張得宜、氣勢雄放之高超也。

漢馮煥闕銘文拓本

世人金石並稱，而石學實自有門庭。漢人石刻，表出群萃，雄風炳著，氣魄貫塞天地之間，最稱顯要。此馮煥闕銘文久為海內珍重，其字體爽邁開張，如《曹全》同儕而性情愈加豪逸，字形如漢簡牘書之率真，用筆似直以鐵錐刻劃石上，觀之若呼吸天山橫雲，心胸為之開朗。洪盤州以其為八分書，且符張懷瓘“騰氣揚波”之說，康南海評其為“隸書之草”，因其“布白疏，磔筆長”云云。啟元白《古代字體論稿》以為：漢魏之際，隸書出現筆劃輕便之新風格，省卻蠶頭燕尾，為後世真書雛形，為與此新隸書相區別，乃增舊隸書“八分”之名；八分者，八成古雅之體也。此銘極似手書，略已“輕便”，蠶頭不在，燕尾尚存，其所造作，蓋正與彼時“八分”概念興起之時相近，而較其所謂之“八分”體書更略呈新體，宜在新舊隸體之間也。至於康南海所謂隸書之草者，余以為隸書即彼時手寫之便體，恐反為隸書之正者也。

鄭道昭“上游天柱下息雲峰”題記拓本跋

鄭文恭魏書之祖，最喜題刻，蓋樂山之仁者，而率意如莊老，凡遊槃山谷、及解衣冠，操管直題，隻言片語，竟成名跡，此天柱山題記骨格寬方，宏大中蘊靜穆之美，蓋有與天柱、雲峰之山所合者。

臺靜農先生嘗言：鄭氏好事好名，其題記與謝靈運開道遊山，同樣豪舉，然鄭羲上下碑及所有題刻，必其門下書家且不止一人所書，且其職業寫字之手，未必深知字書。

余以為一人書風未必一成不變，尤其碑體，結構損益，並非難為，鄭氏所重在於行跡，或有代筆，應屬偶然，身體力行，方能達意，欲一時興會存之千古，實與應酬格式而可交付石師書匠者迥異，既遊戲名山，造勢留名，用志不必止於書字，然自信自樂，風度更逾筆墨所需。今人常驚賞讚歎古人字匠經生之書，而鄭氏於書外別有趣味懷抱，觀而摩之，不亦宜乎。

廣平府學集王碑跋

往古書家真跡莫尋而無礙乎後世祖述宗法者，非晉右軍將軍王羲之獨步千載，更何人哉？余見今人有云能得古人所未到處者，蓋不知書之為藝與道，古人已無不到之處也。此非謂今人無所以自樹立，實謂古人之法已備，今人所別開生面者，唯時代之風會與個人之真我而已。至如王右軍竟不以真跡而能邁前法後、殊堪稱聖者，又誰能為之？唐人集王書而終不以當時之書取而代之者，蓋以王書有助於垂教而會意於君子者也。

崇禎十二年，廣平知府程世昌重修府學而立碑紀之，桐城何如寵撰文，颕川趙澄集王書，長州邵瑩摩勒，《永年縣志》評曰：“書法精好，神采不失。”良有以也。丙申秋，余得拓本於郭須善先生，展觀之際，覺文氣習習，墨香沁沁，不待對勘《蘭亭》《聖教》，已知其血脈根源，精純雅正者也。古人之治學如此，吾人能不寶而效之耶？

北齊天保五年合邑卅餘人佛塔造像記拓本跋

北齊石刻，多書風嚴美、施工精湛者，為世人所重。固碑版法書，時時刀法過露，遂以結字呈勝，是故筆法顯於刻法、刻法筆法合一者尤佳。此天保五年造像記，出河南許昌，書體寬博，結字整洽，筆劃之間，沉雄不乏靈妙，剛勁兼能變化，楷體尚存隸意，觀之能通用筆之法，非凡可貴。昔康南海曾臚列谷朗碑等石刻十數種，評曰“上為漢分之別子，下為真書之鼻祖”，然多刀法過重，若《高植墓誌》者較存靈動，卻似骨力不足，今觀此記，可與南海書論相參，並庶幾為之補焉。叢文俊先生曾題之云：“若有支遁蓄馬而愛其神駿之能，習之必有所得。”良有以也。且其文辭爾雅，開篇所謂妙法旨理，以形表原、借言曉趣之說，豈但佛法，舉凡哲學藝術，莫非如是者也。

唐咸亨四年韓寬造像拓本跋

昔佛經云：釋尊升天說法之時，優填王久闊瞻依、思慕渴仰，乃以造像表聖貯想、若與神對。佛興東土以來，信眾供養，希冀積善，已特重福報之義而非僅感於容貌之想，然歷代造像莊嚴巍瑞、丰姿贍美，猶寓真誠於工藝、施巧妙於效能，何也？蓋法相者，內心光明之所依，而有限世界之所托也。即非佛弟子，亦可緣藝滋感，心馳神往。

此唐咸亨四年造像，跏趺蓮臺，厚衣圓光，面容微側，似有無窮歡喜，是以引人親近，導人融洽，實古人寄託，有悟佛法真諦之所在也。今人造像，徒逞華麗，正與其人蹇促相符，遑論宗教而不知仁，枉稱信仰而不知美，此非佛之不幸，實人之典雅審美已近危矣。是以如此造像者簡約精深，已非今人功利奢侈之心所及，而記頌文字書法灑脫自如，與造像呼應迎合，亦當會心之作。吾人得觀，幸何如也！

唐玄奘譯《心經》刻本跋

《心經》譯本雖多，世人唯以唐玄奘本最善，何哉？多以文學之故也。

檢姚秦鳩摩羅什、唐法成等本，經義既同，而修辭略遜。

如：

“照見五蘊皆空”，鳩本作“照見五陰空”，音節局促，“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法本作“無生無滅，無垢離垢，無減無增”，構詞不協；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鳩本作“非色異空，非空異色”，“是諸法空相”，法本作“一切法空性無相”，遣詞皆聱牙晦澀；

“度一切苦厄”句後，鳩本多“色空，故無惱壞相；受空，故無受相；想空，故無知相；行空，故無作相；識空，故無覺相。何以故？”數句，“不增不減”句後，多“是空法。非過去非未來非現在”兩句，“遠離顛倒夢想”句中，多“苦惱”一詞，皆顯臃贅——玄、鳩二本皆略本，以空明洗練發人哲思，故玄本特以“空”“色”之辯證，貫通諸法，鳩本著意解釋“空法”，其義更明，然韻致不如玄本剪裁之功也。法本繁絮處尤多，如“是故爾時空性之中，無色、無受、無想、無行亦無有識”句之屬，似顯重“無”之意，而偏多無用之字；“無智無得亦無不得”之“無不得”三字，與下文不通，不如玄本“以無所得故”銜接“無智亦無得”之暢達也。

至後代如宋施護譯本，仍有諸不足處，更見玄本之可貴也。

哲學文本之意譯，實有賴於文學。用詞之考究，造語之精警，表意之協調，音節之適宜，將與奧諦為表裏，致效能於達雅，往往一字之斟酌，有毫釐千裏之異矣。

此經之名，鳩本作“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施本作“佛說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而玄本與法本、東天竺法月本等作“心經”，只此一“心”字，已生世人多少領悟，正如“五陰”“五蘊”雖同義，其字外之音，竟迥然不同矣。

是以玄本之長，正在於文學，而玄奘之特出，亦不止乎內學教義也。

又題唐玄奘譯《心經》刻本

余曾題唐玄奘譯《心經》刻本，以為此經譯本雖多，世人最喜唐本，乃多以文學之故，其修辭緣簡而深、因暢而達是所長也。並曾舉法成本較為繁絮，“無智無得亦無不得”之末三字，與下文不通，不如玄本“以無所得故”銜接“無智亦無得”之順暢也。

友人或曰：玄本慣有省略，無眼無耳等諸“無”，含義雖可歸於一，然實際修學次第不同，不宜以他本為累贅。且“無智無得，亦無不得”是三次第，“亦無不得”非衍生句。

余未參佛法，不知佛教修學之次第，且佛學非一派固定之說，故余不敢言“次第”之必然。

且余未嘗言“亦無不得”為衍生句。凡翻譯之為事，必不能與原文盡同，欲借詞句以達神會，斯文學之功見焉。且玄本既為略譯本，剪裁、選擇、融會之處不可免。

查此句諸譯本，卍正藏經本施護譯本譯為“無智無所得亦無無得”；日本大藏經心經異本集成本法月譯本及重譯本、高麗版大藏經本及敦煌遺書斯六八九七號般若共利言等譯本、敦煌遺書伯三九一九號佚名本、北李五三號佚名本、北始五五號佚名本、北海七七號佚名本、斯五四四七號佚名本等是全本，譯為“無智（至）亦無得（德）”；卍續藏經本智慧輪譯本譯為“無智證無得”；而據敦煌遺書斯二四六四號等諸本所見玄奘親教授、不空潤色之梵本，此句附譯為“無智無得，無證以無所得”。

凡此種種，似可見玄奘非不知“無智無得”後尚有原文，而其於略本中只選“無智亦無得”五字，必有所考量也，且作此種譯文者亦非玄奘一人。

余非以文法逆佛法者，蓋善譯者不以辭害意，而玄奘之特出，於文法、佛法二者得兼。不修佛法者，與之言修學次第，恐無益也；然不修佛法者，亦可因善譯之本如玄奘者而參會佛學之大旨，此玄本之為略本而能見其大者也。

唐《馮弁峻墓誌》跋

古碑版之精者必書、刻兼善。凡書之不足，或刻之不足，則平攤石上，了無韻致，非錐畫沙，實散沙也。佳者輒如君子行止，文質彬彬，書者自成佳構，而刻者細入微芒，結字已具構造之美，而蘊用筆於出入施放中，足當啟元白先生“透過刀鋒看筆鋒”之謂。夫錐畫沙之“錐”，屋漏痕之“漏”，刀鋒筆鋒之“鋒”，是楷、行名碑所共，宜學者措意揣摩也。

此唐永徽三年刻《馮弁峻墓誌》，志文雖不足百字，然溫厚豐潤，足見唐書標格。其書則在登善與敬客之間，較諸《雁塔聖教序》《王居士磚塔銘》等本，似更整飭而略多魏碑遺意。唐人評褚書“字裏金生，行間玉潤，法則溫雅，美麗多方”，於焉可見。余見郭須善先生精拓，筆劃使轉承合，神采歷歷，讀之臨之，庶幾有裨於唐人之矩矱也。

宋故朱君墓誌銘跋

余觀古墓志，取之有三：或取其書，以為書法，或取其實，以為史補，或取其事，以為觀人。而墓誌多略敘故人生平，啟發者鮮，然亦有能觸動情思，研討義理者。

此銘述朱君生晚，父母溺愛，年十七而慕其從兄以文學得聲名，為士大夫所敬重，遂欲以儒學立身，雖用志可貴，既久且篤，不苟求知於人，然愈冷漠而廢進取，竟以醉酒終其身，更何故也？撰者未申其意，余讀之亦無語喟然。蓋讀書之事，尚在誠明，如朱君者，起自功利，未必結以榮祿，發乎奮勉，未必歸於完成；矜重特過，常因高潔而自傷，專注已甚，每嫌空虛而偏廢。故治學不可無平常之心，平淡之態，以思行化為日用，將知能置於中和，則獲超然之基，得樂觀之境，不然，豈不妄自耽誤，使人扼腕痛惜也哉！

明故逸士直齋高君墓誌銘跋

此天放樓藏明故逸士直齋高君墓誌銘初拓本。余甚愛其所述洗竹灌花、劇奕詩酒之事，靜有餘樂、隱有餘榮之辭，以為君子同懷也。夫出世者，未必棄世，范文正公云：“進亦憂，退亦憂”。而必“後天下之樂而樂”，亦恐常人所難至矣。此誌云：“君子達而在上，兼濟天下，阨而在下，苟可以愛物利人，行吾志焉，雖力有小大，及有廣隘，要諸其心一而已。”所謂要諸一心，誠為人進退之根本，是以隱逸而不廢天下志，不必言憂，樂亦不必後，樂在其中，憂亦在其中矣。知乎此，庶幾能悟餘樂餘榮之致也。直齋命非窮窘，既能學儒，又臻殷富，行善尚信，達於通練老成，兼享人世山林之快，是可謂進退結合，以樂為榮之範者也。

漢九思磚跋

漢九思磚世人所重，蓋非止於其現跡禹王故城且至為稀覯也，亦非止於其青磚佳制、書格雍容宓穆也。子夏云：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仁在其中。故余曰：知者得磚觀仁，方有獲矣。

夫《論語》此章述義精要。黃薇香、錢賓四云：九思次第，君子與外相接，日用迭起循生，省察而求其當。王向榮云：前六思言存心治身，後三思言明理克己，總以君子思誠之功。故君子所立，誠明有依，具體實學，雖顛沛造次不違矣。

古人以嘉言作銘，導人踐行。千百年風調不虧，致人賞會。朱晦庵云：吾儒所養者仁義禮智，非只視聽言動。余因言：觀磚不足，實觀仁也，寶之不已，宜有為也，是以不廢古人之遺存與今人弘毅之志矣。

漢“海內皆臣”磚拓本跋

漢“海內皆臣”磚文，有顯然為“飤”字者，從食、人，然世人多不識，更有絕似“飢”者，故世人多釋為“道毋飢人”。

或曰，此實在兩種磚也，字本不同。余以為其磚既出同一地域，且所用莊重，不宜有一字之差也。

或曰，十二字者字多似“飢”，十六字者字多為“飤”。然余亦曾見十二字而顯然“飤”字者也。

或曰，此磚“飢”字之“几”，上端多有一短尖筆，蓋“人”字之變形也，且“飤”字既明確不可易，則皆實乃“飤人”也。然則其義何解耶？

李零先生數年前釋為“食人”，即“人或獸吃人”之意（《“邦無飤人”與“道毋飤人”》），此不免今人臆斷之嫌，“飤”雖有“吃”意，然西漢人謂“食人曰飤”，即予人食也，陳直先生《讀金日劄》曾論之，是故“飤（食）人”非“吃人”，而實如段注《說文》所謂“以食食人”者也，或“以食食人之人”也，蓋豐年民足，不需接濟他人之意也。

且余另見一種磚，銘文為“漢廣皆強，歲登成熟，道毋‘飢’僵”，如釋為“飤僵”，何以符李氏“吃人”之說耶？

又，馬驥、任平曾作文釋為“需要喂食之人”，即乞丐（《山西洪峒縣新出的漢十六字吉語磚》），李氏以為亦好，只嫌於古書無舊例。然據余觀之，似更與古人詞法不合也。

觀鞏義石窟寺飛天石刻拓本歌

天樂天歌奏紛紛，天花法雨初沐熏。已從錦帷窺寶相，更認裙練若祥雲。五樹六花結湛露，布灑三界淨無塵。東溟神珠昆岡玉，皆為琢磨點綴春。放眼海嶽知廣大，澄懷梵聲妙無垠。願使人間輟哀響，普渡諸業脫悲貧。君看自在逍遙美，從來擔荷亦苦辛。真佛洽存真心在，精誠是可效先民。通禪領悟虛無境，生白虛室感大鈞。親欣信仰應實踐，生靈善化教歸仁。

漢鳳凰石刻拓本跋

鴻蒙開闢以來，先民思維漸闊，以想象寓意精神，取興自然，流通人事。鳳之圖騰，系於華夏，至今不衰，祥瑞猶在，良以文明傳續之故也。

鳳既出想象，含義則似無稽。《山海經》云：“鳳皇掀翼來儀，應我聖君。”又云：“鸞鳥現則天下安寧。”不知先有聖君而鳳故來應，抑或鳳銜德自來，世運乃昌？《山海經》以德、義、禮、仁、信釋其五彩之文，《抱樸子》更以其仁、義、禮、智、信附會五行，是以世人觀鳳，儼然非鳥也，竟賢聖標識之集合也；非鳥王也，實人皇也。

此漢鳳凰刻石，造工妍妙至極，風儀炯然入神，真有漢一代之精品也。觀之不必割裂形體，附會含義，其審美之功，已為渾成。且古鳳冠羽多為三，而此石鳳之翅、趾、尾皆為三，抽象呼應，亦屬罕見。《本草綱目》云：“孔雀頭栽三毛。”孔雀，實有之鳥也，《逸周書》亦配其忠、信、敬、剛、柔、和、固、貞、順九德，可知鳥有虛實，不礙人崇拜寄託之同一也。

何以人将品德之尚寄託於崇拜之物，而不在人自身歟？《論語》記楚狂接輿過孔子有鳳兮德衰之歎，是譏其世無道而不能隱，然不知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之大義耳。孔子真人中之鳳也，而世濁世清，真鳳豈能隱乎？其治仁學，在人自身，豈非精神之根本、學術之至業歟！

龜山漢墓親迎圖畫像石拓本跋

漢石畫像取材雖廣，然婚娶者罕見。此龜山漢墓親迎圖石刻，夫妻二人對視執手，裙帶交結，蓋應所謂“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者也。女子身後二人，吹篪與笙，是漢人之風俗也。固先民婚禮不賀，崇尚肅簡，而漢宣帝詔曰：“婚姻之禮，人倫之大者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而武帝時，撒帳宴飲，上下已為同俗。可知民人喜樂既需，世風趨盛，成規亦因移易也。男子身後，巨鳥育雛，多子多福之祝也。此皆情境之生動處，而不飾喧闐，安詳和睦，清新有度，愈顯鄭重，殊足珍也。

陝西漢雙鳳仙草磚拓本跋

余嘗戲言曰：鳳若實有，必為猛禽，否則無以為鳥王。客曰：鳳修文德以朝百鳥，君何比之於鷹隼耶？余曰：是猛者，非暴也，健勇之謂也、生動之謂也。古人之美鳳，可稱極也，然六像九苞之說，嘉祥來儀之景，誰得見耶？誰真信耶？權以為想往寄托可也。而世事凡極端虛構其美者，文化愈明，其信愈減，每嫌空有其名，空效其儀，而無生氣也。觀百年前晚清運數，不可知耶？君觀此陝西出漢畫像磚，雙鳳伏身，對向仙草，銳喙捷軀，翎毛疏朗，與君日常所見絢麗其表而呆若木雞者有類乎？此種生猛活躍，莫非吾民初始之體魄乎？其與文德有悖乎？客曰：妙哉論也！此畫中靈枝絕似鳳之錦毛，何故也？余曰：此正與鷹隼之別也。客大笑，勸余題跋以記之。

陝西漢鳳磚跋

古人崇鳳為鳥王，富麗其形貌固不足以至其美，遂附會賢聖明德於一身，乃成君子之風標而黎庶所瞻慕也。佳想好祝常懷托寄，盛事良辰每咨祥運；而敦厚審美必致於中和，溫柔取義終歸乎雅正，故吾國龍鳳形象皆顯斂飭安平。鳳雖取象群禽，然其天然生氣漸為修飾所掩，而特顯程式圖形之巧妙焉。唯漢畫磚石之上，每見古鳳活靈清越，熠熠有神，造意非一味莊重儼然，而似林山蒼穆、洪荒雄壯相伴然。此陝西出漢鳳磚即其中拔萃者也，體貌健朗，取勢崛強，突線如鐵，勾摹如真，翎毛張揚偉岸，利喙祛異啄俗，天資既遠，生機傑出，想若百鳥朝來，振翅雍鳴互動，定一番五彩勝景，非等閑淡漠者可參也。丙申冬月，枕善居主人假觀是拓，張壁驚羨絕倒，遂謹題數句以記之。

漢雙首鳳磚跋

鳥具雙首，見諸圖形，其為久遠。漢磚石畫像偶有雙首之鳳者，洵美且異——余去歲得此小磚，喜其妙造，願於把玩間逆古人之意，且其雙首同向相合，絕類西方之“心”形者，殊有趣味也——然其義似未得解。

考佛教典籍頗載“共命之鳥”，所謂“識神各異，同共報命”者也，本為寓言；《山海經》等古籍記有“比翼鳥”，本為神話，至《琅嬛記》引《博物志餘》所云“能通宿命、死而復生、必在一處”者，雖時代已晚，而演變其說，亦有根源也。此二者皆含深旨，而世人多依辭托義，表於愛情也。

今人有比於西方起自古蘇美爾文明之雙頭鷹者，或以為源，然雙頭鷹注視東、西，長在“兼能”，不在“同命”。

或云雙頭鷹即雙頭鳳之變體，且雙頭鳳亦實屬生命循環、精神復生之體現，正有類不死火鳥之傳說，且寓意陰陽合體共生。斯論則庶幾近矣，漢畫像固有此母題，伏羲女媧交尾，不類此乎。

夫鳳者，鳥皇也，是以取其象。比翼鳥者，《博物志》云：“見則吉良，乘之壽千歲。”《瑞應圖》云：“王者德及高遠，則比翼鳥至。”豈非鳳之德耶！蓋其意初不止於和美親善，亦不止於兼容並觀者也。

漢雙龍穿璧狩獵畫像磚拓跋

此磚出許昌，有“雙交龍穿璧”紋。

余近讀朱存明先生《漢畫像之美》書中以為“二龍穿璧”與“十字穿環”圖像內涵一致，且後者截取、簡化於前者，屬前者之象征。此論雖新穎，然殊堪商榷。古先民之象征，同源異體、同形異質者不在少，今人去古已遠，與古會心實難，審諦文物，以其形似而斷其同一，非慎密之舉也。李祥仁先生《穿璧紋緣起、發展與嬗變》文中亦以二種紋樣為一，但不以“二龍穿璧”為“十字穿環”之緣起，而溯源於伏羲女媧圖像，因二皇本蛇身，由蛇而龍，由“交尾”而“穿璧”，最終簡化為“十字穿環”，實與朱說異曲同工。

蓋龍、璧、伏羲女媧等畫像內容之大致含義，世人已有較深認知，此二家之論，唯類推形似耳。其通病，皆以“簡化”為人類藝術之規律，仿佛圖像繁複者即為“具象”，簡練者即為“抽象”，而“抽象”必提煉於“具象”。蓋不知簡練者即或一線、一圓，相對於人之深邃思想而言，亦屬“具象”也。且簡練圖像，遠古已有之，今人詎知古人以其為“抽象”？又詎知繁複圖像必為簡練圖像之祖乎？

夫思想藝術之學，非同於自然科學；一存“公式”，則恐僵化，是可誡也。據葉舒憲先生《二龍戲珠原型小考》一文考據，二龍保駕墓主升天之想象模式，已有六千年歷史。是升天之想象在前，而諸相關想象逐漸雜糅，成為後世種種圖像之表現。以至如米冠軍先生《淺析漢畫十字穿環裝飾圖案的象征意義》認為“列錢”圖像模仿現實生活以期財富積聚，則更後而後之雜糅也。再後之人，用此類圖像，恐無任何想象，徒取其裝飾性也。可見此問題之複雜也。

是以余於藝術，向不願得某一公式，且不妄稱簡練圖像為“抽象”，只因“抽象”俯拾皆是，的為“具象”，且愈是古人，使用簡練圖像愈加便捷。至於兩種圖像可同時並存，蓋藝術之選擇與用途存異也。“簡化”之事實存焉，而未必可以“規律”觀也。

李程等人《西安碑林穿璧紋畫像石研究》一文中以往古菱形紋飾與龍穿璧紋為幾何穿璧紋之兩種緣起；且幾何穿璧紋不晚於龍穿璧紋，未必屬簡化，未必存先後，實屬“異質同構”——其論較前述二家為開豁也——唯“異質同構”四字實在應改為“異構同質”，方合所論。且此文以“交”之思想原理辨析諸事，實為練達之論也。

如朱、李二家稱相關幾何圖像為“十字穿環”者，其“十字”之名原不副也。且朱氏綜合古今中外之說，以“+”形圖像為大地四方之象征，本亦有據有識之論，然而附會於穿璧紋幾何圖像，庶幾無稽也。夫治學之家，以論析結論為職業，而亦不免乎職業病歟？

漢“壽幣山陵弗寋弗崩”磚跋

漢“壽幣山陵弗寋弗崩”吉語磚。

“幣”同“敝”，前人有訓為“終”“盡”者，復旦大學沈培教授更於十年前作《“壽敝金石”和“壽敝天地”》長文，博參古籍，釋其義為“壽與山陵相終”，而山陵弗寋弗崩，既無所終，故人壽亦永。其說甚恰切也。是以古語雖短，模棱兩可之解亦或可通，終不如考據穩妥，以逆古人之志也。然則此磚吉語，曲折玩味之致現也。

“寋”同“騫”，《詩經·小雅·天保》云：“如日之恒，如月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何以古人每比壽以山耶？夫金石不可損耶？或曰：此吉語也，未可深解也。然曾文正公《冰鑒》云：“山騫不崩，唯石為鎮。骨之謂也。”是以羨山之骨堅，而生永葆之想也。今人觀之，不宜發懷古固本之思乎。

漢“大吉二千石至今”磚跋

歲丁酉，余得此漢磚，其文曾見潛園老人《千甓亭古專圖釋》記為“舍二千石至令”，時二金梅室主人已有案語，疑“舍”為“大吉”，後此磚多出，“大”字清晰可證。陸氏以為“令”字殘，然視此磚，實乃“今”字，今人多仍“大吉二千石至令”說，恐不確。或以為“大吉二千石”後非字，乃裝飾紋，似亦非。陸氏磚以雙線分二段，此磚以三線分，均在中部，不宜下段甩一“石”字而附加裝飾紋，且“至”字之形，亦見於他磚及繆篆，唯陸氏所錄磚上此字“—”與“○”距離略遠，“石”字亦不明顯；今見此磚，清晰勻稱，潛園老人若見，庶幾亦宜愛之而允我之說也。蓋學術之功，積寸累尺，實、學互進，今人如略獲新得，則更可感前人心力之寶貴也！

漢“宜君卿二千石”磚拓本跋

余平素作書，略擅行楷，近偶為隸書，技短經心，依字翻檢，逐筆不苟。張仲遠先生見而語余曰：書風近某碑，則宜習之，然隸書尚以氣韻，謹慎拘束，轉失神采；兼傳示龔作家先生臨曹全碑條幅影本，豐腴渾厚，非常見臨其字之纖柔或痩勁者，而確乎曹碑味道也。昔啟元白先生放大曹碑而觀之，特指其體勢開張、點畫沉勁，唯因字形稍小、刻法太精、石無剝泐，而專享娟秀之名，似不可較他碑之雄偉，余讀之已甚欽佩。又見陳範生先生文，敘楊振寧先生論曰：若依人像自身大小制雕塑，則無以生動，且視覺必以之為小，所造須大於實際，方無縮弱之感。宜乎臨帖其亦然哉。藝理之相通竟如此，乃知見識不足，措手無方也。仲遠先生每觀人長短，能因材施教，續迂公真傳也。不數日余見此磚，其書風竟與迂公臨曹碑風格甚合，真機緣也，惜實物終未可得，遂乞伴山為拓此紙，題之數語，以為一時學記也。

“君子之藏”刻石拓本跋

右萬曆三十五年賜進士弟中憲大夫太僕寺少卿王謙題“君子之藏”刻石拓本，楷書端莊含秀，亦合君子之風也。夫君子之成立，必有所藏，沉潛韜晦，發揮誠明。清儒嚴佩之先生《易說》云：《乾》初《彖》“潛龍”，靜觀君子之藏，尤無為恭己之道，虞舜所以，是故龍之為首，剛而能柔、有而若無，既為庶物主，又使萬國各自咸安（《清儒學案》）。善哉論也。

“福德家”磚跋

“福德家”磚，近歲出於上虞，余曾見石門李俊卿先生庋藏，字體簡古渾厚，然光彩如新，文字珍美若異世知己，精神氣魄競爽藝林而未遏，訓俗範世，寔見古人用心處也。

且漢磚吉語多遣詞淺顯，而此“福德家”三字尤精簡——其意在“福德之家”歟？抑“福德其家”歟？抑“福緣有德之家”歟？抑“家”者於漢人即與“福”“德”二者並重為三歟？其所寄寓，真堪玩味者也。

然，師友間頗有以為應读作“福德冢”者，據理有三：

其一，“家”“冢”形近，釋磚多以“冢”為慣例；

其二，造磚用字，形體多變，形似“家”者，其實為“冢”；

其三，家則陽宅，冢則陰宅，磚為墳墓所用，在故人安頓之所，是以為“冢”。

竊以為，前二說主觀論斷，難自成立，至於第三說，雖似與常識近合，但考以實物，則未能全然相符；且若如此，則將“家”字永遠排除於磚文之外，於理恐有未安。

余略考相關古磚銘文，所見蓋有三端：

一、其字必為“冢”者有四類：

其一，如：北魏“正始五年……張洛都塚”磚、“太和十四年……屈突隆業塚也故記”磚、東魏“喬貳仁武定五年二月廿塚記”磚等，皆作“塚”，年代較晚；

其二，如：東漢“永平十六年……姚孝經買槁偉冢地……”磚、“熹平五年七月……冢地一處……”磚、三國吳“五鳳元年……南邊起冢宅……”磚、西晉“太康三年……造冢一增……”磚、“施冢甓”磚等，就字形、文意二者論，皆應為“冢”；

其三，如：三國吳“太平二年……作此圖冢……”磚，字形似“家”，然就文意論，實應為“冢”；

以上三項，磚用多為墓地記，非吉語；

其四，如三國吳“造作吳冢吉翔位至公卿”磚，字形、文意皆應為“冢”，且銘文兼作吉語。

二、字形為“家”，而釋為“冢”或“家”皆可通者：

如：東漢“君家□吉利”磚，字形似“家”，就文意論，作“冢”亦可；

三、字形為“家”，且只能釋為“家”者：

如：東漢“君侯家作”磚、“張公家後之墓”磚、“家富昌利後世”磚、東晉“譚家人”磚、南朝宋“苑家作”磚，字形既為“家”，就文意論，亦不可釋為“冢”，其中既有墓記磚，亦有吉語磚。

綜上所見，可有如下結論：

一、有“家”或“冢”字之磚，墓記為多，吉語為少；

二、字形如為“冢”，則一般不會為“家”字；字形如為“家”，卻或許實際為“冢”字，但不盡然；

三、吉語磚銘文中之字形“家”，究竟為“家”字或“冢”字，應就銘文語義論，不宜臆斷。竊以為，字形為“家”，且釋為“家”字於義已通者，即使釋作“冢”字也可，亦宜徑斷為“家”字，不宜旁生枝節，即不可以“家”形存有釋為“冢”字之可能性而一概否認其為“家”字之事實。

就“福德家”論，若其為“福德冢”，則似應解為“福德之冢”之義，如“福德”本非人名，則既不似墓記，又不似吉語，於義不倫；而作“福德家”，則為吉語甚洽，何故更疑之耶。

或曰：“汝雖證‘家’字存在於古磚銘文之中，而未證‘福德家’之必定為‘家’字也。且‘福德冢’就其義而言，可指墓地風水優良。願更詳聞君說。”

余因更申述如下：

一、余願證此磚銘文即為“福德家”三字，然並未否認福德冢實際之可以存在。“福德”不但可能關乎墓地風水之選擇，亦可為墓地之名，如清《苑裏志》即有“福德冢在通霄街外西畔”之記載，今人呂淑梅《陸島網絡》一書亦曾記錄“吞霄港吞霄街外有福德冢、鬼仔窩冢”等義冢，此處“福德”只是眾義冢名稱之一，並可見“福德”一詞僅為具有美好內含之形容詞，其本非墓地專用之辭，更不與墓地優良風水存唯一對應關系。而即便有福德冢實際存在之可能，亦不可證明此磚即為“福德冢”三字。且福德墓地風水之說起於何時何地，以及與此磚之關係，恐亦有待詳考。

二、或云冥界陰宅不宜用“家”字，若果如此，則“子孫”等辭似亦不宜用。且若必為“冢”字之說，則“張公家後之墓”“家富昌利後世”“譚家人”等磚文實在無法說通。古人吉語自有寄托，今人以今日吉凶生死之觀念直斷古人意旨，恐亦有待深思。

三、據余初步考查，正如上文所舉，字形為“家”者雖有實際為“冢”字之可能，但必須釋為“冢”字者，所見極少，古人尚多用“冢”之本字；而字形為“家”且於義為“家”字者，却並非罕見。此“福德家”僅為三字，且书体整飭端莊，若果為“福德冢”，則昔日造作之人，何不直書“冢”字耶？

四、至於“福德冢”之為詞，即便依風水之說，其辭恐亦與所見類似古磚銘文之文例不甚相合。至於另有吉語磚文用“冢”字者，亦何與此沖突之有。

五、若說“冢”字本也可寫作“家”形，則混亂其說，自不必辨。

夫以今度古，不如以古證古，博參旁證。除非實物或文獻可證此磚出土地本有福德冢，且此磚即為記錄此冢名稱所用，否則今人“冢”字之論，余不輕信也。

或曰：磚之一字，何必斤斤計較耶。余以為，古物銘文有可考者，有不可考者，有必考者，有不必考者——凡與古人意志及今人治學態度方法攸關者，考之宜不以為繁；否則，吾人何以對古人之跡哉。

集王羲之書千字文拓本冊頁跋

此《集王羲之書千字文》拓本冊頁。檢其全篇，千文俱完，唯第一開“成歲”二字倒置，第六開“疲”字多一筆，第十開“誡”字少一筆，而無礙其整冊之蔚然大觀也。

世傳集王書千文多種，亦有今人製作，然風格浮躁者多，得王書真髓者少。蓋集字之事，非止於拼湊，其字之大小，行氣疏密，比例至於巨細，搭配關乎諧調，是以懷仁度廿載乃成《聖教》；今人巧極技術，集字而失文采，以其急於事功而無靜氣，匱於審美而少琢磨也。

另有顛倒《蘭亭》以矜能者，連綴新篇固無不可，而集字配伍不協，故知選用既宜定原守真，亦實見效於字之別擇與改良也。

所謂別擇，審周遭而揀選也，如同為“之”字，舒促不同，俯仰各異，選字則應參以所處位置，若為一行之首尾，則作用宜兼起興收束也；

所謂改良，為順暢以修訂也，放大縮小，協商角度，使其不廢於扞格，若某字跡獨存一種或杳然無存而循例施之通假者，則更賴乎此也。

余特重此冊，正因其完善有度，靜穆不俗，雖字出多本，而一體風度含蓄敦厚之故也。

古人集王書，《聖教》得靜秀雍容，《興福寺》得生動華美，而此冊大類《聖教》，其出於《聖教》之字亦實多，有模形重影者，有略加變化者，結字取筆、牽絲映帶，下原跡一等矣；且多幾分凝重渾融，品味又略通於定武《蘭亭》，起八大山人觀之，亦當頷首也。

右軍傳世法書之可信者屈指能數，匯成千文，良不易也，故亦有拼湊部首所成者，而妙於化工，非神交山陰者孰能為之哉？又有如第一開“劍號”二字，据余目及右軍遺存，似無此二字鴻跡，余是以疑集字者曾參考智永千文——此余或有疏忽處，如不然，則更可證集字者之體悟王書為深切也，永書實王書之繼也。

卷首刻有“閩侯官林恂季忱氏集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書”十八字，余檢索史、集，唯明人宋懋晉《摹諸家樹譜》卷上，乾隆、嘉慶、宣統諸印後，鈐有“季忱”、“林恂之印”、“臣恂”等印，其餘竟資訊莫尋，是以數日寢食不安。何以百年人帖俱寂？蓋正因此冊集字雅正而不怪譎，使人有司空見慣之感而不之重也。且諦察其品，當為木版，水火之患，與石相較，本已倍矣。

聖者，古人賢能之特稱也，右軍以書得其名，千百年此一人耳。習王書者，能得佳範，幸更何如。余幸得見此本而臨之，更幸此本得存積善之家而不泯也！

贈張洪雷先生湖石全形拓序

余多見觀人之形貌而贊以氣質優雅者，殊不以為然。蓋人之雅俗，在舉止言談、與人接洽間，除非無以展現。然金石則異，其美正在乎靜，而其吐露生氣、彰顯姿儀之動態，實已付諸制拓精能之過程也。

或問：湖石全形拓亦可歸屬金石乎？余曰：造像全形拓不亦金石乎？有人神造像，有文字造像，湖石全形拓則自然之寫真，自然之造像。雖傳統金石學以外之“石”，其拓亦可觀。

又問：隨意一樹一石，但如能拓，則皆自然之造像寫真耶？余曰：非也，湖石者，石之精、水之靈，煙霞其形、皓月其影，自然形態之特異以近於抽象者，歷來文人風雅情懷所系。自然之石可拓而為文玩者，蓋無伯仲也。且吾人若得往古魚蟲化石之有紋理者，不可拓之如畫像磚石耶？其非人類之遺文也，而非自然之遺文耶？

余題張洪雷先生湖石全形拓詩數首，曾用“生成龍紋影”言湖石之“皺”，“篩選月光晴”言“漏”，“濯足倚秋樹”言“瘦”，“側身看水晶”言“透”，“玉聲敲入耳”言“音”，“助我一杯清”言“韻”。然湖石千變萬化，精神虛明，寫之實難，且余及“石”而未及“拓”耳。雖然，曲盡形容不如直觀默會也；是以湖石全形拓形神兼取，有此功也。夫石刻者，觀之或難以盡其然，非止因刻已模糊，恐亦眼目礙於石也，拓之則每得神觀。湖石亦然，欲攝其神，或宜忘其石也。一言曰：功夫在“石”外者也。是以余亦曾題詩云：

轉側玲瓏總似詩，只同明月展幽姿。佳人每自來相語，應在清心朗抱時。

命與林泉共古今，風來詞吐亦鳴琴。全形巧入通靈意，識我山河味道心。

夫金石者人工，湖石非也。以人工致人工，易成其功，以人工致天工，恐達人亦難為矣。人工易補，天工難全。若損天工，則徒成工藝品也，非文人品也，更何論其氣質也。此洪雷先生苦心經營者，拓其外而得其內，非等閒而為之者也。是以忘石得神，有會文心，亦無礙其是否“金石”者也。

南北朝雙獅石質脈枕拓本

余少時，患恙多就中醫，頗得之助。醫師所用縫布脈枕，直如家用睡枕而至小，雖制作樸素，然置腕亦感親切舒適。經年乃知人於中醫竟有信不信之別。近年常思中醫之危機不在醫學自身，而在術業之傳承、施診之方式、藥材之品質。又嘗聞藥有奇方，至簡而效，醫有奇技，化險為夷；然奇而又奇之間，所奇已難尋矣。

《難經》於“四診”有“神”“聖”“工”“巧”之說，唯切脈之巧，可助於脈枕之物，其餘三診，不必取材，乃知中醫之大巧與大簡也，有大簡方可言大哲；然未見中醫不脈者，是以大巧亦至重也。切脈知病，正在虛實間，脈枕之用，有益於確驗，且示尊重也，此則大巧之假借於物者也。余見此古脈枕製作精美，於醫學雖曰不必，於醫患或曾可親，今人亦宜寶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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