鞭打春牛农俗中的地方教化与国家认同

卜风贤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摘要：鞭春农俗是一项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在农业生产、农村建设和地方发展中都有较为广泛的影响作用。从鞭春活动的群体参与情况看，地方官员、农村乡民、文人墨客都是鞭春的重要参与者，且在鞭春活动中各有积极表现。鞭打春牛的农俗活动除了节令娱乐表演之外，还具有传承农耕文化、强化地方治理、防御灾害和劝课农桑等多种地方教化功能。此外，通过鞭春活动的行政管理还可以看到其中所体现的国家意志，州县鞭春是皇帝籍田的礼制下移，国家对春牛形制和制作工艺颁布统一规格要求，还将鞭春作为国家规定的地方日常工作予以管理，鞭打春牛活动中的经费开支也计入地方行政支出明细之中。

关键词：鞭春农俗；地方教化；国家认同；农史研究

鞭打春牛乃悠久农业文化传统，是各地流行岁时习俗的一种形式。相对于春节、端午、中秋等吉庆欢乐的重大农事节日而言，鞭打春牛则简单了许多，虽然典制礼仪和方志文献中有鞭打春牛礼俗节日的相关记载，但专注农俗节令的农史研究对此论述依然不多。闵宗殿先生于十年前发表《古代的劝农备耕民俗——迎春》一文，至今还是春牛农俗研究中极具代表性的成果。[1]即使从文化史、社会史等视角研究鞭春农俗，或专注于农耕文化历史传承而对鞭春农俗进行探颐索隐式考察论证，[2][3]或致力于农耕文化资源利用而对鞭春农俗进行地方特色的辨析阐发，[4][5]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上揭示了鞭春农俗的文化源流及其丰富内涵，但并未触及鞭打春牛活动中息息相关的地方教化和国家意志。而这一问题导向则是本文构思并尝试予以回答的基本动因。

鞭打春牛缘起于原始部族的春耕典礼，西周时代演化为垂范天下的籍田仪式。《诗经·周颂·载芟》序曰：“《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毛传：“籍田，甸师氏所掌。王载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亩，诸侯百亩。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谓之籍田。”《汉书》载文帝二年正月诏曰：“夫农天下之大本也，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将原本属于民间的农俗活动上升为国家吉礼。后来因为历代推行农本政策，出于安邦济民的重农需要而在地方助兴鞭牛农俗，籍田礼制下移为地方鞭春，遂渐成风气而为农家喜闻乐见。《大清会典》对于国家籍田向民间鞭春牛转变过程的解释颇为精当：“东直门外，豫制芒神土牛。前一日，率僚属迎春于东郊。立春日，随礼部恭进春于皇太后、皇帝、皇后。退率僚属鞭春牛，以示劝耕之意，遂颁春于民间。”[6]其中劝耕重农是鞭春活动普及于地方的重要驱动因素，因此，通过考察春令鞭牛农俗活动中的重农劝耕本质及其内在关系也将有助于拓展农时节令在农业文化和农业历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空间。

一、鞭打春牛活动中乡民、士人与官员的合欢表演

鞭打春牛又名“鞭春牛”、“打春牛”，是对二十四节气中立春的一种庆典。冬去春来，万物复苏，阳气萌动，一年一度的农事生产即可进行了。立春时节可以用特制竹管测度节气，“《玉泉纪》曰：立春之日，取宜阳金门竹为管，河内葭草为灰，吹之以候阳气”，[7]这与《氾胜之书》所记椓橛木测度耕地刚柔性质的作法颇多类似，“春侯地气始通：椓橛木，长尺二寸；埋尺见其二寸。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

立春庆典有多种表现形式，唐代孙思邈《千金玉令》记载有贴春风俗：“立春日，贴宜春字于门。”宋代陈元靓《岁时广记》则对春牛活动有比较全面的记载描述，除了制作土牛外，还有示农牛、进春牛、争春牛、绘春牛、缠春杖等装扮耕牛庆贺立春的多种仪式。

制作土人、土牛以示农耕意象渊源久远，据《事物纪原》记载：“周公始制立春土牛，盖出土牛以示农耕早晚。”它与先秦时期十二月出土牛以除阴气的农俗习惯有一定传承关系。《礼记·月令》：“（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难，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郑玄注：“土牛者，丑为牛，牛可牵止也。”孙希旦集解：“出土牛者，牛为土畜，又以作之，土能胜水，故于旁磔之时，出之于九门之外，以穰除阴气也。”这种土牛习俗意在消弭寒气、迎来万物复苏的春日景象。[8]东汉蔡邕《月令章句》云：“是月之会建丑，丑为牛，寒将极，故出其物类形象，以示送达之，且以升阳也。”

汉代文献中已经可见土牛习俗转化为春令活动的具体表现，立春时造土牛以劝农耕，象征春耕开始。《后汉书·礼仪志上》：“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至立夏。”

这种立春节日的土牛风俗，或曰“应时牛”，“《论衡》：立春为土象人，男女各二，秉耒耡，或立土象牛，土牛未必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9]或曰“造春牛”，“《嘉泰事类》：诸州县依形色造土牛、耕人，以立春日示众，倚郭县不别造”；[10]或曰“买春牛”，“《东京梦华录》：立春之节，开封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大者如猫许，清涂板而立牛其上。又或加以泥，为乐工、为柳等物。其市在府南门外，近西至御街，贵家多驾安车就看，买去相赠遗”；[11]或曰“送春牛”，“《东京梦华录》：立春之日，凡在外州郡公库造小春牛，分送诸厅。《岁时杂记》云：天下唯真定府土牛最大”。[12]

农事活动中的鞭打春牛节目如同其它农俗风习一样经历多种形式演化，甚至在不同地方其表现形式都会有一些适应性改变。[13]鞭春牛农俗最初流行于中原农耕区，后来扩散普及于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现在南方的壮族、侗族、苗族、瑶族、仡佬族、土家族、布依族、彝族、黎族、水族、畲族也有“春牛”破土开犁的习俗，以及各种“春牛”民俗活动。[14]在早期制作竹管奏响迎春曲的基调上，掺杂土牛之类的娱乐成分后，两宋时期鞭打春牛的农俗表现渐趋定型。宋人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生动描述了鞭打春牛的农俗景象：“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开封、祥符两县，置春牛于府前。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宋代文献《锦绣万花谷》《翰苑新书集》和《事类备要》中对此都做了转载引述。

宋代以后地方官员在春牛活动中都是倡行主事者，也是春牛活动的中心人物。清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打春》：“谨按礼部则例载：立春前一日，顺天府尹率僚属朝服迎春于东直门外，隶役舁芒神土牛，导以鼓乐，至府署前，陈于彩棚。”清代潘荣升《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载：“立春日，大兴、宛平县令，设案于午门外正中，奉恭进皇帝、皇太后、皇后芒神土牛，配以春山。府县生员舁进，礼部官前导，尚书、侍郎、府展及丞后随，由午门中门入。”州县官员对春牛活动的各环节都有具体细微的安排管理，春牛活动之前数日已经颁布政令，将春牛规制、典礼时间、活动地点、春牛制作等项事宜有序推进。清代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青海省循化厅谕令安排春牛典礼：“芒神春牛，于十七日早请至东郊外大教厂供神，本分府出外迎神，行礼毕仍将芒神请至本衙门二门前供设行礼。十八日卯时打春，合行谕、知为此谕、该乡约等遵照刻，即塑画芒神春牛，其塑画颜料木匠、画匠，着该乡约妥为承办，勿得临期贻误，切切特谕。”[15]而且责任到人，将春牛活动的一应具体工作安排到乡约名下，“谕本城乡约王兴贤、马成知悉照得本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之期查向例应先期塑画”。[16]主持鞭春牛仪式也是州府官员的常规工作，活动中安排有专门的彩仗鼓乐，“安置各衙门头门内，至立春本日，用彩仗鞭春牛”。[17]鞭打春牛仪式开始后，当有官员宣示祝文。祝文内容包括祭祀神祇、祈福百姓之语，“祭于勾芒之神，惟神职此木行生物之佐，乃今甲辰，是为立春。陈根可拔，田事其始。”[18]

鞭打春牛既为吉礼盛事，文人墨客赋诗作画也是其中一道颇为靓丽的社会风景。唐代卢肇《文标集》卷下《谪连州书春牛榜子》诗曰：“阳和未解逐民忧，雪满群山对白头。不得职田饥欲死，儿侬何事打春牛。”宋代吕陶《净德集》卷三十四《七言律诗》中有一首《观打春牛和韵》：“块然形质本何殊，似为春来出旧墟。以色配年疑未可，与耕为候信非虚。升阳盖自寅正始，取类还当丑位初。但得碎身资穑事，岂须功效载农书。”宋代欧阳守道《巽斋文集》卷二十四《谢春牛》：“窃以人爱赵卿之日，何待送寒天回昊帝之春。又催教稼，特枉象牛之惠，俯及受?之氓。成毁须臾，多荷唤泥涂之梦。崎岖窈窕，何时遂丘壑之怀，秖叙感悰，仰祈融照。”金代王寂《拙轩集》卷二《春牛》：“土木形骸聊假合，丹青毛角巧相宜。老拳痛手交攻尔，粉骨碎身知为谁。不似惊狂持索处，正如觳觫过堂时。漆园傲吏真达者，未肯生为太庙牺。”宋代文学家苏轼也做《梦中作祭春牛文》，借春牛故事抒发时运进退之感言：“元丰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梦数吏人持纸一幅，其上题云‘请《祭春牛文》’。予取笔疾书其上云：‘三阳既至，庶草将兴。爰出土牛，以戒农事。衣被丹青之好，本出泥涂；成毁须臾之间，谁为喜愠？’吏微笑曰：‘此两句，复当有怒者。’旁一吏云：‘不妨不妨。此是唤醒他’。”[19]诗词歌咏之外，对鞭打春牛活动绘图作画者也多有流传。清代张祥河《小重山房诗词全集·怡园集》有《丁巳立春日贤良门外偕黄寿臣京兆进春牛图恭纪》，属图文并茂的春牛作品：“月明如画进春山，相约花衣观圣颜。已岁全牛藏谷富，芒神双髻执鞭闲。一冬盼雪甘霖补，二麦占云稔兆还。忝尹京畿联绂佩，好纡筹策济时艰。”

民众参与也是鞭打春牛的重要内容，无论是从农时习俗还是社会活动的角度去考察，鞭打春牛与农耕生产中孕育发生的牛文化有着完全一致的精神内核，是对农耕文化的艺术挖掘和观念升华，这样就在农耕生产——牛文化——春牛农俗——吉利庆典之间建立起了内在的农本联系，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对农家生活和农事作业进行了礼仪建构。鞭打春牛仪式的群众基础是农村居民，庆祝活动主体也是农夫百姓，地方民众自然而然也就成为承载春牛节令的文化受众。据明代田汝成《熙朝乐事》描述：

立春之仪，附郭两县，轮年递办。仁和县于仙林寺，钱塘县于灵芝寺，前期十日，县官督委坊甲，整办什物，选集优人、戏子、小妓，装扮社伙，如昭君出塞、学士登瀛、张仙打弹、西施采莲之类，种种变态，竞巧争华，教习数日，谓之演春。至日，郡守率僚属往迎，前列社伙，殿以春牛，士女纵观，填塞市街，竞以麻、麦、米、豆，抛打春牛。其优人之长，假以冠带，骑驴叫跃，以隶卒围从，谓之“街道士”。过官府豪门，各有赞扬致语，以献利市。遇褴褛猥汉，冲其节级，则褫而杖之，亦有谑浪判语，不敢与较。至府中，举燕，鞭牛而碎之，随以彩鞭土牛，分送上官乡达。而民间妇女，各以春幡春胜，镂金簇彩，为燕蝶之属，问遗亲戚，缀之钗头。举酒则缕切粉皮，杂以七种生菜，供奉筵间，盖古人辛盘之遗意也。

参与鞭打春牛活动的各种职业群体都有相应的表现方式，除了组织活动的郡守县令僚属和表演节目的优伶戏子小妓外，还有各色男女簇拥参观，热闹非凡，整个春牛仪式的节目表演都是在民众围观下进行的，街巷聚集的民众既是春牛节目的观众，也是春牛仪式的基本组成部分。群众的欢庆娱乐使得鞭打春牛表现出了特别的节日吉祥，在这一特别时节他们分享了优伶演员表演的精彩节目，即所谓“种种变态，竞巧争华”；也在鞭打春牛的节目推进中积极参与，乐享其成，争先恐后地用麻麦米豆抛打春牛，这也是打春牛的必要环节。群众的欢呼促进了春牛活动高潮迭起，也因为人多嘈杂使得春牛庆典中出现各种不和谐音符，有衣着褴褛的流浪汉横冲直撞，也有叫嚷戏谑甚至更加过分的呼喊声充斥其间。

妇女儿童也是春牛活动中相当出彩的部分群体。农家妇女们穿上鲜艳光亮的衣服，出门欣赏春牛歌舞。活动结束后在家设宴待客，宴客厅席有特殊讲究，“宴集以春饼为上供”，[20]酒席以粉皮、生莱为主要菜品。宋人杨万里《观小儿戏打春牛》诗中介绍了春牛活动的儿童参与，他们学着大人的样子鞭打土牛，在大人们的唆使纵容下欢呼雀跃，一副喜笑颜开、童蒙纯真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与春牛节日的欢庆气象浑然一体：“小儿着鞭鞭土牛，学翁打春先打头。黄牛黄蹄白双角，牧童绿蓑笠青篛。今年土脉应雨膏，去年不似今年乐。儿闻年登喜不饥，牛闻年登愁不肥。麦穂即看云作帚，稻米亦复珠盈斗。大田耕尽却耕山，黄牛从此何时闲。”

二、鞭打春牛活动中的地方教化

在一片光彩祥和的立春庆典中，地方教化的作用功能因为鞭打春牛活动而随处可见。明代吕坤《题春牛图——山西示民》中大肆宣讲善恶教化，劝谕乡民：“新春一换，万物发生。女发志于纺绩，男发志于耕农，士发志而诵法贤圣，商贾发志而本分经营。为恶者发志格奸心而忍暴性，为善者发志积好事而广阴功。嗟嗟鸟兽，羽毛岁岁更新，草木花叶，年年脱旧。为何灵于万物者唯人，却乃冷念灰心，不如草木鸟兽乎？凡我百姓，皆有良知，谁是芒儿之抝，谁是土牛之痴，努力今春新德，尽洗年前旧非。”[21]民国时期王永恩纂修《海龙县志》卷十四记录了一首打春颂词，很好地表达了鞭打春牛活动中的地方教化功能：“于立春时，在署内由主印官以春鞭打春牛，谓之‘打春’，并颂词曰：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大人连升三级，四打四季平安，五打五谷丰收，六打合属官民人等一体编春。并丹书‘春王正月’四字于门壁，俗曰‘演春’。此举清末即行废止，故迄今记其事者亦属寥寥。”从中可以窥见鞭打春牛活动中地方教化体现在农耕文化、地方治理、预防灾害、劝课农桑等几个方面。

首先，举办春牛节令传承天下祥和的农耕文化。鞭春活动与远古籍田礼仪有一定渊源关系，从秦汉以后地方行政中一以贯之的忠君爱民观念看，鞭春牛虽然是一种农俗风习，但是皇帝倡导，官员力行，全国各地相继推行并成为一项农事制度得以沿革继承。这样，鞭打春牛在农俗之外，又兼具了一定的社会职能，即通过地方官员的组织和宣讲，在特殊的农事庆典中传承天下祥和的农耕文化观念。“春牛芒神，天下同制”[22]将鞭打春牛普及于全国，耕藉之礼也便随处可见，在务实的农耕活动之外又将农事活动升华为艺术礼仪，与其他农事节日一起丰富了农业文化的内容。《魏书·礼志》：“立春之日，遣有司迎春于东郊，祭用酒、脯、枣、栗、无牲币。”从国家管理方面贯彻农为邦本政策固然可以建构重农抑商的制度保障，但要使民心安稳、勤于农作则必须营造安土重迁、守家立业的乡土文化，鞭打春牛因此而成为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节目之一。

其次，在与民同乐过程中强化地方治理。清乾隆重臣陈宏谋就将教化乡民列为地方官员执掌责任：“州县虽曰亲民，究不能常见士民，士民亦难常见官长。以致有关生养之大端，无人为之振兴。有干伦纪之大法，无知易于违犯。愚民浅识，止顾目前，不计久远。或染于习俗，惑于谬见，日复一日，生计渐艰，犯法渐众。究竟小民，非尽无良，不可化诲也。兹者钦奉谕旨，令地方官遍历乡村，广为化导，力行教养，无懈兴除。”[23]通过班春鞭牛，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活动既是拓展与民同乐的公共空间，也是宣示地方治理的恰当时机。唐代诗人元稹《生春》诗云：“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鞭牛活动围绕县府衙门开展，可见人群踊跃，一派生机。清代曾燠《祭春牛词》中也明确传达了这样一种地方治理意图，名为祭春牛，实则反复强调稼穑艰难，“祭春牛，吾语汝，年年穑事汝良苦，汝亦须知内地为乐土。今年腊里暖烘烘，迎春郊外泥已融。汝无多着力禾麦当告丰，岂若交河坚冻泽。二月东风未能释，营田使者但催耕”。[24]曾燠（-），字庶蕃，江西南城人，清代中叶著名诗人，嘉庆二十年官至贵州巡抚。曾燠治黔，深感“黔俗苗倮杂处，不知礼义”，于是颇重教化，“谨于圣谕广训各条后附以解说，刊发城乡民户，广为化导。”[25]在《祭春牛词》外，曾燠又做一首《雪中得西谷和春牛词再简一篇》，也是以劝化农耕为主旨，“曾生日籴五升米，吴生家无二顷田。却愿天下皆有年，此唱彼和春牛篇。几家仓庾多宿麦，今日欣然见三白。惜我躬耕已无力，牛老垂胡鞭不得。吴生昨日上封事，乞为边陲免租税。”鞭打春牛活动中曾燠《祭春牛词》《雪中得西谷和春牛词再简一篇》两篇诗作大讲特讲耕稼树艺和地方安宁，正好体现了他的乡民教化理念。将春牛吉礼与地方教化融为一体，在清代州县官员中大概是比较通行的行政方法。清代张祥河也作春牛诗——《丁巳立春日贤良门外偕黃寿臣京兆进春牛图》，其中安居乐业教化地方的意图旨意与曾燠如出一辙：“月明如昼进春山，相约花衣觐圣颜。已岁全牛藏谷富，芒神双髻执鞭闲。一冬盼雪甘霖补，二麦占云稔兆还。忝尹京畿联绂佩，好纡筹策济时艰。”

第三，预防灾害，祈盼丰收。鞭打春牛看似无关灾害，但是立春时节是农耕生产的重要节令，农业生产中的灾害意识也会进入春牛活动中并有所体现。在鞭打春牛之后，人们朝春牛撒谷豆、芝麻或砂石等物，以求驱除水痘、消除麻疹，并获得庄稼丰收。春牛被打碎后，人们会争相抢取土牛碎块并带回家置于牛栏、猪圈、灶台等处，以求牛不生病、六畜兴旺。宋代《鸡肋编》记载河东民俗以为打碎的土牛有趋避瘟疫功能：“河东之人乃谓土牛之肉宜蚕，兼辟瘟疫，得少许则悬于帐上，调水以饮小儿，故相竞，有致损伤者。”宋代黄庶也在《春牛祝文》表示鞭春活动可以防范灾害：“乃出土牛，示民以时。国有常祀，吏牧弗懈。农无灾害，惟此之祈。”[26]农俗中的消弭灾害诉求其实不可一概以迷信视之，尽管这种表示方式有一定牵强附会倾向，但是它与农俗活动结合起来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农事生产战天斗地夺丰收意向，消弭灾害也是以灾害预防为主，是农业灾害史上防灾减灾技术进步的结果。当然，这种农俗中的灾害预防局限性也极为突出，清代吴鹄《卜岁恒言》中的灾害预防对策与牛身颜色、日期等相配伍，春牛“头色黄，主岁熟，又专主菜麦大熟。青，主春多瘟。赤，主春旱。”不但灾害预防与防治的策略解释极为繁琐，而且陷于五行灾异解释框架内不可自拔，反倒削弱了农事生产中减灾防灾经验的功用效能。

各地热衷鞭春，但在春牛活动预防灾害方面的诉求又有不同表达。山东潍坊有《春牛图》年画，以贴图形式祈求消灾弥害：“我是上方一春牛，差我下方遍地游。不食人间草和料，专吃散灾小鬼头。”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当地讲究春牛消灾功能与牛神颜色有关：“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着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五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定边县则将春牛碎土等物置于牲口槽头，以求消除牛疫疾病：“立春日，县署鞭春牛毕，争抢春牛土及牛身席片、木头，携回拦护喂牲口槽上，谓牲口终年不起病。”[27]

第四，劝课农桑，勤劳致富。通过鞭打春牛的农俗风习贯彻劝农重本的政策思想也是地方官的一种治理策略，“州县官吏击之，以示劝农之意”。[28]地方官员鞭打春牛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劝课农桑，“各以彩杖鞭牛者三，劝耕也”，[29]“大抵先王谨农事之遗意也”。[30]鞭打春牛的传统农俗与劝农治本的国家政策有机结合，且能寓教于乐，潜移默化，《清嘉录》载：“先立春一日，郡守率僚属迎春娄门外柳仙堂，鸣驺清路，盛设羽仪，前列社伙，殿以春牛。观者如市。”明周希曜《宝安春色篇》：“掀天爆声彻夜闹，沸地歌喉板敲檀。春牛高拥巡陌上，瑞麟婆娑影盘桓。”有了国家的统一规定，地方官员对此活动总是精心策划，带领士农工商积极参与。康熙《济南府志·岁时》：“凡立春前一日，官府率士民，具春牛、芒神，迎春于东郊。作五辛盘，俗名春盘，饮春酒，簪春花。里人、行户扮为渔樵耕诸戏剧，结彩为春楼，而市衢小儿着彩衣，戴鬼面，往来跳舞，亦古人乡傩之遗也。立春日，官吏各具彩仗，击土牛者三，谓之鞭春，以示劝农之意焉。为小春牛，遍送缙绅家，及门鸣鼓乐以献，谓之送春。”

汤显祖任职遂昌县令时就很重视农桑，深受百姓爱戴并为他建立生祠、汤公遗爱祠。在每年一度声势浩大的鞭打春牛活动中，汤显祖也不忘劝农根本，将教民稼穑、劝课农桑的精神要义贯彻于立春庆典之中。《牡丹亭·劝农》中就有春令时节太守劝农的直接表白：“俺南安府在江广之间，春事颇早。想俺为太守的，深居府堂，那远乡僻坞，有抛荒游懒的，何由得知？昨已分付该县置买花酒，待本府亲自劝农。想已齐备。”汤显祖更在诗词作品中直言鞭打春牛宣化劝农，《班春二首》：“今日班春也不迟，瑞牛山色雨晴时。迎门竞带春鞭去，更与春花插两枝。家家官里给春鞭，要尔鞭牛学种田。盛与花枝各留赏，迎头喜胜在新年。”

据调查，现在鞭春牛活动中就蕴含有许多农事活动的内容，农人扶犁耕播的各项作业经过娱乐演绎成为鞭春牛的表演内容。据清代吴辅宏《（乾隆）大同府志》记载：“立春前二日，优人、乐户各扮故事，乡民携田具、唱农歌，演春于东郊。”清代倪文蔚《（光绪）荆州府志》卷五《岁时附》：“立春先一日，官师班春于草市岱岳庙，觇土牛采色以卜岁事，农人牵牛于有司堂上，扮播种犁田形样，洒谷满堂，取丰稔之兆。”“春牛”也模仿耕牛哞叫、刨蹄、晃角、摆尾、滚地，妙趣横生，[31]农民对此感同身受，极易体验到其中乐趣，自然而然地扩大了鞭打春牛活动的社会影响力，增强了农耕生产的自信心，对地方官而言也达到了劝农耕稼的教化目的。

三、鞭打春牛活动中的国家认同

鞭打春牛属于传统农俗之一种，也便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份子。在列斐伏尔的国家建构理论中，国家认同与日常生活之间具有直接关系，通过控制日常生活构建国家认同既是统治阶级赢得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也是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重要途径。[32]国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内在关系不但存在于列斐伏尔所分析的资本主义世界，即便农业时代的古老中国也有类似表现。当我们考察传统农俗中的鞭打春牛活动时，其中也贯彻了鲜明而突出的国家意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六十八中论述了风俗教化与国家治理的相互关系，“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为宋代以后国家意志介入农俗节令奠立思想观念基础。

鞭打春牛庆典活动是国家重农政策的文化表现，《后汉书·礼仪志》明文规定了春牛节日的活动规则，这是立春活动在国家礼仪方面的认可与规范。“立春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师百官皆衣青衣，郡国县道下至计食令史皆服青帻，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门外，以示兆民。”宋代何耕《录二叟语》讲述立春庆典通行天下郡邑，其中驱动因素当为国家意志，“立春日，通天下郡邑设土牛而磔之，谓之班春。”[33]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二《春场》记述立春节日地方官员参加鞭打春牛活动的礼仪规制：“立春候，府县官吏具公服，礼勾芒。”清朝乾隆年间还把立春“鞭土牛”列为国家庆典活动，制定规格制度向地方推行，“每年六月，由钦天监预定来岁春牛，芒神式样，于冬至后辰日，诸州县依形色取水土制之。”[34]钦天监制订的芒神春牛图名曰《春牛芒神图》，各地按图样制造出春牛偶像，举行鞭春仪式。[35]在省城、省府是由知府主持祭典，县城则由知县主持。[36]

国家对春牛形制和制作工艺颁布统一规格要求：“牛身高四尺，像四时；头至尾棒长八尺，像四节。”[37]土牛的颜色也要因时令更改，宋代庄绰《鸡肋编》：“今世遂有造春牛毛色之法，以岁干色为头，支色为身，纳音色为腹，立春日干色为角、耳、尾，支色为胫，纳音色为蹄。至于笼头缰索与策人衣服之类，亦皆以岁日为别。”宋代颁布《春牛经》以后，鞭打春牛活动的各个项目就有章程可依。[38]不但牛头、牛身、牛尾、牛蹄等部位根据年份都有不同颜色要求：“牛头色视年干，甲乙年青色，丙丁年红色，戊巳年黄色，庚辛年白色，壬癸年黑色。牛身色视年支，亥子年黑色，寅卯年青色，己午年红色，申酉年白色，辰戌丑未年黄色。牛蹄色视立春日纳音，金日白色，木日青色，水日黑色，火日红色，土日黄色。牛尾长一尺二寸，象十二月，左右缴视年阴阳，阳年左缴，阴年右缴。牛口开合，视年阴阳，阳年口开，阴年口合。”其他如牛笼头、拘子、牛踏板也有专门规定要求：“牛笼头拘绳视立春日支干：寅申己亥日用麻绳，子午卯酉日用苎绳，辰戌丑未日用丝绳。拘子俱用桑柘木，甲乙日白色，丙丁日黑色，戊己日青色，庚辛日红色，壬癸日黄色。牛踏板视年阴阳，阳年用县门左扇，阴年用县门右扇。”

制作春牛除了符合特定的形制规格外，选用制作材料也要遵照国家的明文规定。清乾隆《协纪辩方书·公规·春牛经》载：“造春牛芒神，用冬至辰日，以岁德方取水土成造，用桑柘木为胎骨。”

鞭打春牛作为国家规定的日常行政工作，“岁率以为常”，[39]每年立春时节地方官员诸如尹令掾属之类必须亲力亲为组织实施。《协纪辩方书·岁时纪事·迎春》讲述迎春活动：“先设春牛、勾芒神于东郊，牛头东向。立春先一日，府州县官吏彩仗鼔乐迎春于东郊，祭拜勾芒神、迎春牛。勾芒神安置各衙门头门内。至立春本日，用彩仗鞭春牛，盖即出土牛送寒气之遗意也。”在州府官员领导组织下，农家百姓积极参与鞭牛、磔牛和争抢土牛的活动，极尽兴致，营造出与民同乐的节令景象。“黎明，尹率掾属，相与祠勾芒，环牛而鞭之三匝，退而纵民磔牛。民欢哗攫攘，尽土乃已。俗谓其土归置之耕、蚕之器之上，则茧孳而稼美，故争得之，虽一丸不忍弃。”[40]《梦梁录》：“临安府进春牛于禁庭。立春前一日，以旗鼓锣吹妓乐迎春牛，往府衙前迎春馆内。至日侵晨，郡守率僚佐以彩杖鞭春，如方州仪。太史局例于禁中殿陛下，奏律管，吹灰，应阳春之象。街市以花装栏，坐乘小春牛，及春幡春胜，各相献遗于贵家宅舍，示丰稔之兆。宰臣以下，皆赐金银幡胜，悬于幞头上，入朝称贺。”

鞭打春牛活动中的经费开支也计入地方行政支出明细之中，从各地罗列的春牛费用看，少则耗银一二两，多者也不多五两左右，各地鞭春活动的经费开支基本都按照这样的标准执行，这种制度化的经费管理办法也体现了国家对鞭春活动的政治认同。清代各地春牛活动支银数额约占各县府原编银总数的千分之一左右，以徽州府为例，下辖歙县、休宁县、婺源县、祁门县、黟县和绩溪六县，属江南省。在府属各县财政收入中相当一部分作为存县支给予以使用，这其中主要名目有迎春花鞭春牛、儒学廪生的廪粮银、儒学酒礼盘缠、儒学考生资助银以及祭祀、修筑城垣等等花费，在几十项存县支给原编银项目中能够安排三五两春令鞭牛经费实属不易。从县府财政经费使用情况看，每一项目都是必不可少的工作，每一项开支也是精打细算的必要计划。

表1：清康熙三十五年徽州府属各县财政情况及春令支银款项

资料来源：（清）丁廷楗《（康熙）徽州府志》卷六《食货志》，清康熙三十八年刊本

但在清代方志中还是看到例外情况，顺治十四年裁减一半的春令支银，康熙十五年曾经全裁春令支银。这种情况当属特例，为国家统一规划安排，不是地方县府所能私自决定的事情。顺治十三年曾经决定对巡检司弓兵食银等项目予以减半，“凡裁银七十五万三千六百三十四两六钱，以济国用”。[41]在此情况下，地方州县裁减鞭春费用更加印证了国家对农俗活动的控制以及具体管理中的弹性操作，当国家经济特别困难时鞭春农俗就会排除在日常工作之外，而在一般情况下则会与其他县府行政工作一道予以统一规划安排。章学诚《（乾隆）永清县志》卷十《户书第二》：“春牛芒神等银五两，顺治十四年会议，裁门神桃符银二两，实支春牛芒神银三两。康熙十五年全裁。”《石埭县志》卷四：“本县迎春，花鞭春牛等银三两，顺治十四年奉裁一两五钱充饷，续归丁地起运，仍银一两五钱照旧。”[42]其他地方鞭春活动支银数额大体相当，桐城县“支县迎春花鞭春牛等银一两五钱”，[43]繁昌县“迎春花鞭春牛、春酒、芒神等银三两。顺治十四年裁一半，康熙十五年全裁”。[4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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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方燕《鞭春·改火·驱傩———巫术与宋代宫廷节俗简论》，《绵阳师范学院学报》年第4期。

[4]谢玲《内乡县衙“打春牛”的研究与保护》，《科学大众（科学教育）》年第11期。

[5]郭起华、钟俊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的客家舞春牛研究——以赣南崇义上堡为例的考察》，《嘉应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第12期。

[6]［清］允祹：《大清会典》卷85《顺天府》。

[7]［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立春》。

[8]［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出土牛》。

[9]［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应时牛》。

[10]［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造春牛》。

[11]［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买春牛》。

[12]［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8《送春牛》。

[13]刘铁凤、赵永青：《“春牛”及其民俗的时空内涵——基于锦州的个案研究》，《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第3期。

[14]陈家友：《“春牛”文化与原始图腾崇拜——以广西各地“春牛”民俗为研究指向》，《梧州学院学报》年第4期。

[15]《（循化厅）办理塑画迎神事宜：芒神春牛》，青海省档案馆，编号：-6-39。

[16]《（循化厅）办理塑画迎神事宜：芒神春牛》，青海省档案馆，编号：-6-39。

[17]［清］张照：《协纪辨方书》卷12《岁时纪事·迎春》。

[18]［宋］黄庶：《伐檀集》卷下《春牛祝文》。

[19]［明］陈天定：《古今小品》卷6：“王纳谏云：‘子瞻以口语得罪，故托之梦言’。”

[20]［清］陈和志《（乾隆）震泽县志》卷26《风俗二》，清光绪重刊本。

[21]［明］吕坤：《去伪斋文集》卷8。

[22]［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云贵交阯·何孟春复永昌府治疏》。

[23]陈宏谋：《巡历乡村兴除事宜檄》，见［清］贺长龄：《清经世文编》卷28《户政三》。

[24]［清］曾燠：《赏雨茅屋诗集》卷22《祭春牛词》，清嘉庆二十四年刻增修本。

[25]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32《曾燠》，中华书局，年，第页。

[26]［宋］黄庶：《伐檀集》卷下《春牛祝文》。

[27]［清］黄沛：《（嘉庆）定边县志》卷1《地理志·岁时》，嘉庆二十五年刻本。

[28]［宋］庄绰：《鸡肋编》。

[29]［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2《春场》。

[30]［宋］何耕：《录二叟语》，见［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49。

[31]陈家友：《“春牛”文化与原始图腾崇拜——以广西各地“春牛”民俗为研究指向》，《梧州学院学报》年第4期。

[32]关巍《列斐伏尔论国家认同与日常生活认同》，《中国社会科学报》年11月13日。

[33]［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49。

[34]［清］张照：《协纪辩方书》卷12《公规一·春牛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5]李松龄：《清宫春牛芒神图》，《文史知识》年第4期。

[36]王道瑞：《“春牛芒神图”及古代的迎春活动》，《历史档案》年第2期。

[37]［清］张照：《协纪辩方书》卷12《公规一·春牛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五》：“（景祐元年）十月十三日，知制诏丁度上《春牛经序》，诏编修院，令司天监再看详，写录以闻。编修院言与司天监王立等看详修定，乞改名《土牛经》，送崇文院镂板颁行。从之。”

[39]［宋］何耕：《录二叟语》，见［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49。

[40]［宋］何耕：《录二叟语》，见［宋］程遇孙：《成都文类》卷49。

[41]《世宗实录》卷“顺治十三年九月辛未”。

[42]［清］姚子庄：《（康熙）石埭縣志》卷4《赋役志》，清康熙十四年修，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

[43]［清］胡必选：《（康熙）桐城县志》卷2《田赋》。

[44]［清］曹德赞：《（道光）繁昌县志》卷5《食货志·田赋》，清道光六年增修，民国二十六年铅字重印本。

长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