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癜风规范治疗 http://m.39.net/pf/a_6185586.html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来源丨一瓣文

邵宇陈达飞一、引言二、美国最低工资立法简史三、一个隐忧：增加失业，压抑需求？四、两重利好：降低不平等，减轻财政负担五、三元悖论：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重估六、结语对货币工资的讨价还价主要是影响实际工资总量在不同劳动者集体之间的分配，而不是影响每一个就业者的平均实际工资……一群劳动者联合而形成工会组织的作用在于保护他们的相对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的一般水平则取决于经济制度中的其他因素。——凯恩斯，《通论》，p.19更详细的数据，请参考：15美元的斗争：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波动（PPT）

一、引言

“如果你调戏通货膨胀，它一定会嫁给你”。最肆无忌惮的“调戏”，莫过于将一切分析和政策都建立在低通胀预期的基础之上。年10月，笔者在《新财富》杂志刊文（通胀，等风来！（全文）

通胀，等风来（PPT））称，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大结构转变——全球化、人口结构、货币政策框架——为中长期内全球通胀的上升埋下了伏笔：首先，80、90年代以来的深度全球化是全球性低通胀的大背景，价值链贸易降低了中间品投入成本，不同国家要素禀赋的互补性提升了效率，降低了劳动成本，但效率优先的全球化进程正在调整，国家安全和碳排放等效率以外的维度重要性凸显，全球化或难再成为价格压抑的增量。其次，全球人口结构在年前后出现大转折，劳动人口比例出现峰值并开始下行。“中国出口什么，什么就便宜”的时代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渐行渐远。老龄化不仅从供给端产生劳动成本上升的压力，从需求端也会相对增加消费（老龄人口只消费，不生产）。日本老龄化与低通胀并存的现象常被作为一个反例，以反驳老龄化产生通胀的假说。有大量经验证据表明，人口老龄化会产生通胀压力，但由于影响通胀的因素很多，如果其它因素对冲了人口因素，通胀就不会形成。日本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日本的老龄化发生在全球，尤其是亚洲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加的时期；其二，始于80年代的产业链外迁实际上“借用”了他国劳动力进行生产。但是，当下是人口结构的全球大反转。第三，后危机时代投放的海量货币覆水难收。量化宽松政策治标不治本，债务驱动的需难以形成真实的通胀。货币从来不是通胀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大通胀极少在货币“大放水”的情况下出现。年新冠疫情冲击与年大危机的冲击存在本质不同，政策应对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M2增速创下二战后的峰值，居民储蓄和劳动份额陡增。随着美联储转而盯住平均通胀目标，其对短期通胀的容忍度将有所提升。这些转变和差异可能终止年之后的低通胀环境，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引发通胀的逻辑在将来可能被证伪。美国通胀走势仍具有全球性意义。年2季度以来，美国消费物价指数触底反弹，核心CPI同比目前已升至1.6%。金融市场5年或10年期盈亏平衡（breakeven）通胀已经超过2%[1]，升至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基于调查的预期通胀率也显示，未来一年内通胀率突破2%已成为一致预期（图1）。通胀预期的形成已经扭转了债券收益率的倒挂，3年以内仍运行在0-0.2区间，5年期达到0.5%，10年期已经从年8月的0.55%回升至1.2%。美联储主席鲍威尔2月份在纽约经济俱乐部的最新表态是维持零利率，未考虑缩表，适度容忍2%以上的通胀，直到实现充分就业。所以，短中期名义利率仍将低位运行，实际利率还将持续运行在负值区间（图2），而长端名义利率继续上行是大概率事件。图1：美国预期通胀的期限结构（3M-M）

数据来源：费城联储，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图2：真实利率的期限结构

数据来源：费城联储，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上述三个结构转变都是慢变量，其对通胀的影响也需要在长时间内体现。对于短期通胀走势，笔者所等之风有两类，目前均已兑现。一是大宗商品新一轮的超级周期，通胀既是结果，也是驱动力[2]；二是美国年选举的结果，拜登获胜将加码通胀预期。这不仅意味着更加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更预示着整个政治-意识形态的转变，即进步主义的复兴，这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拨乱反正”。它被认为是美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的原因，拜登新政的目标函数是分配正义，其力推的《提高工资法案》（RaisetheWageActof）或将成为自下而上打通通胀传导链条的那把“梭子”。重要的是，与其它临时性因素不同，工资是决定通胀持续性的重要因子，因为通胀率与工资保持着较高的联动性。所以，法案的落地将会压缩美联储货币政策空间。本文围绕最低工资立法展开讨论，分析其对于贫富分化和财政积极含义，并从通货膨胀角度讨论其约束条件。

二、美国最低工资立法简史

最低工资立法是罗斯福新政的遗产。年，《公平劳动标准法》(FLSA)首次以立法的形式引入联邦最低工资标准[3]（0.25美元），涵盖制造、运输和通讯、批发贸易、金融和房地产行业54%的美国劳动力。此后，名义最低工资逐步提高，行业覆盖面不但扩大。当前，联邦最低工资有四类：一般意义上的联邦最低工资、带小费收入的最低工资、青年最低工资和残障人士的次级最低工资。《最低工资法案》计划在年实现归并管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约翰逊年修正案，他将联邦最低工资扩展到农业、疗养院、洗衣店、旅馆、餐馆、医院行业。年，这些行业雇佣了大约万名工人，占美国劳动力的21%，覆盖近三分之一的非裔和18%的白人劳动力（Derenoncourtetal.,）。从购买力来说，年的最低工资为二战后峰值。21世纪以来，最低工资法仅有过一次修订，于年7月开始实施，名义最低工资从年的5.15美元分三步提升至年的7.25美元。从年算起，美国名义最低工资保持不变的时间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后危机时代，即使通胀率持续运行在低位，最低工资的购买力也已经缩水了近20%，相比年的峰值更是缩水了近40%（图3）。图3：美国最低工资法案的变迁数据来源：U.S.DOL，Derenoncourtetal.,.CEIC，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平均而言，当前在美国，一位单身成年劳动者每年至少需要31,美元才能过上基本需求有保障的生活，这正好对应着每小时15美元的工资水平。在多数沿海城市，这一工资水平将不足以维持基本需求。若考虑通胀，最低工资标准还需提升（EPI,）。如果名义最低工资涨幅与生产率相匹配，年底应为20美元（Cooper，）。所以，当前最低工资已经明显偏低，甚至远远低于贫困线（年的贫困线是11.7美元）。截止到年，拿贫困线工资的工人比例仍有11.4%，低于贫困线工资的工人比例高达23.7%[4]。某种意义上，当前的最低工资标准对贫困形成了“锁定效应”。联邦之外，各州或执行联邦标准，或单独制定更高标准。自年快餐工人发起“为15美元斗争”的罢工15美元的斗争以来，代表美国40%劳动力的9个州——加利福尼亚州、康涅狄格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马里兰州、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弗吉尼亚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批准将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截止到年初，已经有30个州（包含哥伦比亚特区）的最低工资高于联邦标准（表1）[5]，覆盖约60%的劳动力。所以，在最低工资立法方面，联邦远远落后于州，联邦最低工资标准已“形同虚设”。表1：美国各州实施的最低工资标准（更新到年1月）

数据来源：DavidCooperandKristaFarie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年1月16日，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Sanders)和弗吉尼亚州众议员鲍比·斯科特(BobbyScott)向国会提交了《提高工资法案》。该法案计划分六步将联邦最低工资提升至15美元[6]，截止时间为年，而后基于中位数工资指数化。法案还将逐步提高小费工人的最低工资——自年以来一直固定为2.13美元——直到与一般最低工资持平。经教育和劳工委员会修订后，法案于年7月18日在众议院表决通过，至今仍未进入参议院表决环节，因为共和党极力反对提高工资。时过境迁，由于民主党掌控参议院多数席位，桑德斯又当选为新一届参议院预算委员会（SenateBudgetCommittee）主席，故《提高工资法案》大概率将在今年内通过。年法案的基本内容得以保存，截止日延时至年。

三、一个隐忧：增加失业，压抑需求？

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均衡时，工资应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边际产品产品价格），工资过高将导致劳动供大于需求，反之则供小于求。理论上，设定最低工资会导致边际产品价值较低的劳动者失业，因为雇佣这样的劳动者对企业来说得不偿失。设定的最低工资越高，潜在失业人群数量就会更多。这是企业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常用理由，也是政府的隐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对《提高工资法案》的模拟显示，如果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5美元，失业人数大概率分布在0到万区间。中位数情形下，到年，每周平均将有万新增失业人数，这相当于0.8%的新增失业率。而失业的必然结果就是国民收入的下滑，到年，家庭实际收入将减少90亿美元，降幅0.1%。整体而言，负面冲击相对有限，但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却很显著，因为收入损失基本是由贫困线以上家庭承担的。CBO强调，这一结论仅具有参考价值。实际上，提高最低工资对就业和国民收入的冲击正反两方面的证据都有，但其对缓解贫富分化的正面作用却有共识。提高最低工资导致部分就业岗位消失的同时，也会创造新的岗位（图4），同时，对原本就高于最低工资的劳动者来说，还有正向的工资外溢效应（Cengiz等，）。在企业内部，工资调整一般是同步的。图4：最低工资对就业“毁灭”和“创造”效应

资料来源：Cengiz等，，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基于对-年间州一级的次最低工资变动的研究，Cengiz等（）发现，新最低工资（图4中的MW，左图）实施后的五年里，低于MW的工作岗位数量会显著减少。但与此同时，有明确的证据表明，在MW或略高于MW的工资水平上，就业明显增加。从累积分布上看，就业整体上并没有明显变化的迹象。这是因为，消失的工作岗位数量与新增的工作岗位数量非常接近，分别为1.8%和2.1%。但是，其对于提高工资的影响却是显著的，受影响工人的平均工资上涨了约6.8%。综合而言，（低工资）劳动力的需求价格弹性为0.41，95%的置信区间均在0以上。这充分表明，提高最低工资并不必然导致失业的增加。在Derenoncourt等（）综述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测算美国就业弹性的20篇文献，系数小于0的有13篇，置信区间完全落在0以下的仅有6篇。作者还专门研究了年《劳动法》修正案对于种族不平等的影响，并没有发现提高最低工资导致非裔劳动者失业增加的证据。关于提高最低工资是否会导致失业的隐忧是典型的买方思维，是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思考，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整体而言是个买方市场。70年代以来，劳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下降——年为59%，年降到了52%的低位——就是劳动弱势、资本和技术强势的一个表征。这与近40多年来企业加成率（markup）和盈利能力的增强是相对应的（DeLoeckeretal.，）。劳动并未获得与产出成比例的回报。-年，每小时生产率增长了97%，小时工资增长了88%，差距为9%。年-年，前者增长了%，后者近增长了24%，差值高达%（图5）。部分原因在于，80年代以前，工会参与率较高，劳动者基本权利有保障。其后，工会参与率持续下行，非熟练劳动者集体谈判能力下降。这与90%分位数以下劳动者的收入份额的下降直接相关[7]。图5：劳动的产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数据来源：BLS，EPIdatalibrary，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从劳动的角度出发，如果工资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出（或工资增速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速），那么，劳动供给的意愿就会下降。简单而言，假设每小时劳动的产出是25美元（哪怕是劳动者的主观价值），工资却只有10美元，那么劳动极有可能带来的是负效用。失业就变成了一种理性选择——领取政府的失业补贴，不劳而获。特别地，当最低工资远远低于贫困线的时候，将有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放弃工作，领取失业救济。这些描述在美国均有数据支撑（图6）。图6：最低工资、劳动生产率与劳动力参与率

数据来源：DavidCooper，；CP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实际上，近年关于美国“工资之谜”（wagepuzzle）——充分就业与工资停滞的矛盾——的讨论，其中的一个解释就是劳动力市场是买方垄断结构[8]。在充分就业状态和买方垄断结构下，低失业和低工资会并存。由于集体溢价能力的缺失，工资长期低于劳动的边际产出。政府立法提高最低工资不会导致大量失业，只会导致企业内部要素之间的再分配，部分拥有定价能力的企业将向消费者转嫁成本，这将导致物价上涨。考虑到美国的劳动参与率位于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提高工资还有可能提高劳动参与率。凯恩斯在《通论》中明确指出：“现行货币工资水平的降低将会导致目前就业劳动力数量的下降（由于罢工或其它原因）。”[9]反之，将工资提高到至少与工作的负效用相一致的水平（图7中的劳动供给曲线），就可以增加就业，尤其是在劳动市场偏紧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说，提高最低工资会减少自愿失业的非劳动人口数量，扩大劳动人口的基数，提高劳动参与率（分子和分母同等数量增长）。年以来，美国劳动参与率——尤其是非裔和拉丁裔——的回升就与低收入阶层工资[10]增速的显著提高是同步的。图7：工资过低导致自愿失业

参考：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笔者绘制

劳动成本的提高还能倒逼企业增加物质资本投资（Bivens，）.资本深化是后危机时期拖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还包括TFP增速放缓[11]）。投资的直接目的可能是节约劳动，但同时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经验上看，近几十年来，美国企业物质资本增速的持续下降与工资增长的停滞是并存的。因为，企业投资需求来自于消费需求，而消费需求与工资收入直接相关。所以，提高最低工资并不必然导致就业岗位的下降和GDP的下滑，更可能的情形只是再分配，而这种更平均的分配格局反而有助于提升总需求（或产出）。

四、两重利好：降低不平等，减轻财政压力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变，美国的经济不平等程度已经回到了一战之前的水平，在主要西方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这是当前美国民粹主义兴起和政治立场分化的重要原因。美国也因此可能进入“动荡的二十年代”。中产阶级的收缩与低收入阶层的扩大，叠加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参与率的下降等因素，导致政府在社会安全网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加。年金融危机和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可谓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加重了政府债务负担。当前，联邦债务杠杆和美联储持有的国债比例都达到了二战后的峰值，政府债务的滚动发行只能靠着美联储维系的低利率环境“走一步算一步”。不平等和政府债务形成了一个闭环。这两座大山是任何执政党都绕不开的。提高最低工资算是“一石二鸟”之举。80年代以来，在工资整体停滞的情况下，劳动者内部存在严重分化。以年以基准，截止到年底，美国平均工资涨了32%，但10%分位数工资仅涨了14%，90%分位数工资涨了60%，只有80%分位数以上的工资涨幅超过平均值。按购买力计算，后80%的收入都将跑输通胀。收入分配不均是内生于美国社会经济体制的，在教育机会不均等和族群歧视等方面均有体现。演化论视角看，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优点，所以说，贫富分化近似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内在倾向，尤其是在经济增速停滞的所谓存量状态中。在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推崇的自然状态中，收入或财富的集中化趋势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崩溃。这就是美国镀金时代的故事。年，美国前1%的富人拥有54.8%的财富，年提升到了87%。至一战前夕，美国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私人财富的92%。虽然有观点认为，美国正处在镀金时代2.0，但与1.0时代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前1%的财富份额约40%，前10%占比74%[12]。所以，要想做到防微杜渐，就需要施加一种反向作用力来改变社会运动的方向。政府“有形之手”可以顺势而为，但不能无所作为，更不能被垄断资本和精英阶层裹挟着制定政策，置大众利益于不顾。70年代之所以成为美国贫富分化的分水岭，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来说，就是进步主义的衰落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Piketty，）。斗转星移，拜登政府正计划在美国开展一场罗斯福式的新政，终结美国社会岌岌可危的大分裂状态。不平等和债务，前者更根本。提高最低工资有助于缓解不平等，因为低收入阶层从中获得的收益会更高。历史上，年最低工资修正案就可以解释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白人与非裔工资差距收缩中的约20%，相反，年以来，由于未能适当提高最低工资，女性劳动者收入不平等增加了近一半（Derenoncourtetal.,）。《提高工资法案》也有明确的再分配含义，收入越低的阶层获益越高。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显示，将最低工资提高至15美元对全体居民家庭总收入的影响中性略偏负面，相比于基准情形略降0.1%。但是，会明显降低贫困人数，规模可达万。所有在贫困线[13]3倍及以下的劳动者家庭总收入都会显著改善，其中，占工人总数比例超过20%的贫困线以下阶层获益最大。3倍及以上家庭的劳动收入也会增加，但总收入会有所下降，6倍以上富裕阶层下降程度更大。提高最低工资可以对症下药缓解美国日益严峻的经济不平等，进而缓和社会危机。在美国，非裔和拉丁裔工人的工资比具有同等特征的白人少10%-15%。15美元最低工资会明显改善种族不平等现象，将有31%的非裔和26%的拉丁裔美国工人得到加薪，有23%的受益者是非裔或拉丁裔女性。分职业来看，运输和物料搬运、医疗保健支持、销售相关、建筑物和地面的清洁和维护、个人护理和服务、农业、渔业和林业、食物配制及服务相关的工人会明显受益，因为这些岗位小时工资的中位数均低于15美元（图7）。图7：美国不同职业工资对比（年5月）

数据来源：美国劳工部（BL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本世纪以来，除了0和1年，联邦政府已经连续18年出现赤字，年金融危机之后，除了年，联邦政府赤字占GDP的比重均超过3%，其中，-年维持在7%以上。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年的联邦赤字率或将再创新高。年，联邦政府支出总额为4.4万亿美元，其中，社会安全网支出——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收入保障、其他退休金和伤残金——占比就达到了61%。表2显示了-年美国五个公共安全网项目的年度登记总数以及直接受《提高工资法案》影响的低工资工薪家庭的登记情况，以及每个项目的支出。在尚未通过15美元最低工资法的州，有3,万个家庭参加了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项目，其中有三分之一(万)的家庭成员将根据该法案直接获得加薪，超过一半的EITC参与者(万)将获得加薪。在这两项健康安全网计划中，约40%的参保者来自受影响的工薪家庭，其中万成年人参加了医疗补助计划，1,万儿童参加了医疗补助计划或儿童健康保险计划。州和联邦政府这这些州的项目总支出为亿美元，其中亿美元(42%)用于帮助根据该法案将获得加薪的工薪家庭，他们占EITC成本的63%。表2：美国政府（联邦+州）五大社会安全网项目支出及最低工资成本核算数据来源：KenJacob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说明：已排除立法提高最低工资至15美元的州。整体而言，在小时工资低于15美元的劳动者中，有47%至少享受五大社会安全网计划当中的一项,快餐、保姆和家政等行业覆盖面远超平均水平，这与低工资岗位的分布是一致的。即使排除已经立法提高最低工资至15美元的州，《提高工资法案》仍将为政府（联邦+州）每年节约1,亿美元社保支出，占年联邦财政总支出的2.5%（KenJacobs，）。历史一再证明，不平等是有极限的，持续繁荣的理想模式是：实际工资上涨、政府税基扩大和税收增加和企业高投资率形成正反馈——更高的实际工资产生更高的需求和更大规模的市场，从而有利于生产部门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获取高利润，推动高投资。人力成本的提升又会倒逼企业开发劳动节约型的技术，鼓励企业创新。政府税收收入的增加有助于完善基础设施，对企业的创新形成“杠杆”作用，还可以增加对教育、基础研究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投入，这又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莱纳特，）。

五、三元悖论：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

长期以来，贫富分化都是从需求侧压抑物价的重要因素。导致贫富分化的因素是多重的，归根到底是分配问题，既包括一次分配向资本和技术的倾斜，也因为二次分配体制——工会集体议价能力的缺失和税收、转移支付等的缺失（或低效）。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资和转移支付，后者的作用相对较弱，政治可行性也比较低。提高最低工资便成为一条兼具可行性和有效性的举措。这将从劳动供给和消费需求两侧对物价产生拉动作用。物价可以被分解为成本和利润（或加成，markup），进一步可拆解为进口中间品、支付给劳动力的款项(包括由雇主支付的保险、养老金等的“补偿金”)、支付给政府的款项（税收）和资本收入总额(包括支付给业主的款项等)。所以，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或企业的垄断能力的提升,都会提高价格。[14]以年价格对数为基准（=1），年的价格上升到了2.6，增幅%。从结构上来看，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结构变化是：第一，进口份额在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开始爬升，至年金融危机之前达到峰值（15%），其后稳步但缓慢地下降。如果说两次石油危机期间进口是通胀的力量，那么80、90年代以来，进口转而变成了通缩的力量，原材料价格仍高度波动，但其占比在不断下降，贸易品种极为丰富，整体价格增速趋于下行。第二，劳动份额持续下行，但占比仍然在50%以上，所以仍是成本构成中的主体；第三，资本份额相对提升，占比约30%，部分归因于加成率的提升；第四，税收份额相对稳定，占比约10%（Taylor，L.,）；要想扭转劳动份额下降的趋势，货币工资增速就必须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速加物价增速。工资本就是物价的一部分，工资上升对通胀会形成明显的拉动作用。正如维克赛尔所指出的，通货膨胀是一个涉及到物价和工资之间的正反馈的“累积过程”。只要企业具备一定的定价能力，就能够将部分成本转化为更高的价格，由消费者共同承担成本，通胀因此而形成。如果物价上涨速度快于工资，人们就必须减少消费，或导致“强迫储蓄”，或导致负债消费（indebtedconsumption）。在美国的语境中，故事情节更贴近后者。不同行业，或同一行业中的不同企业，成本转嫁能力都有显著差异。以食品杂货行业为例，Renkinetal.（）发现，最低工资上涨10%，食品杂货价格就会上涨0.36%——食品杂货价格的最低工资弹性等于0.。值得强调的是，食品杂货成本的工资弹性与0.并没有统计上的差异——最低工资的增长完全传递给了价格。消费者将完全承担食品杂货行业最低工资的增长[15]。近30多年来物价增速的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工资增长的停滞，这是通胀传导链条的末端。提高最低工资将直接作用于物价。提高最低工资对整体工资水平有明显的拉动作用（Gould，）。年，美国提高最低工资的州的整体工资涨幅为2.1%，比其他州高0.6个百分点。-年，前者累计涨幅13%，后者累计涨幅8.4%。名义工资与通胀始终保持着较高的正相关性（图8）。以年以来的数据为观察期，美国核心通胀率与平均工资增长率[16]的单变量回归拟合度（）为0.75.城镇居民消费物价指数涨幅与工资中位数回归的系数为1——工资涨1%，物价也涨1%，拟合优度达到了0.8（Bivens，）。图8：工资涨幅与通胀率的正相关性

数据来源：BLS，美国EPI，Bivens，，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历史上，年《劳动法》修正案也可提供经验证据。二战后，在经历一轮物价的高波动之后，从60年代初开始，美国进入低通胀、低波动和低失业率并存的时期（图9）。年开始，美国劳动力市场趋于紧张，通胀开始上升，至年底有所放缓。年《劳动法》修正案于年开始实施，最低工资连续两年提升，于年达到二战后的峰值（参考图1），使得通胀率再次抬升。整体通胀率和核心通胀率均于年初突破4%，至年达到6%。所以，-年最低工资的提升已经在为70年代的滞胀开始预热。这也是整个70年代美国平均通胀率要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的部分解释。图9：提高最低工资带动通胀上行——年《劳动法》修正案

数据来源：BLS；LivingstonSurvey；WIND；东方证券财富研究中心

通胀具有双重分配效应。一方面，通胀有益于负债方，不利于债权人。当下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居民部门中的低收入阶层都是净负债方，10%的富有阶层和国外部门是债权人；另一方面，通胀与利率是联动的，物价上涨会带动利率上行，从而引起风险资产价格重估。金融资产的价值等于未来现金流的贴现，故低利率是资本增值的重要支撑力量，而这些增值又主要归属于收入分配中最顶层的10%（或20%）的家庭。在美国居民的收入结构中，最低的80%人群的收入中，占比80%以上都是劳动收入，而在最高的20%人群中，劳动收入只占60%，在最高的1%的人群中，劳动收入占比不足30%，资本性收入占比则超过60%。由于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提高他们的收入，对于提振消费需求非常重要，但利率的提升会侵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以银行为例，其基本特征就是负债久期比资产久期长，美国银行业的差值约等于4。久期是利率敏感度的粗略估计。bp的利率上行，将使得负债增值超过资产增值4%（4Ⅹbp）。假设杠杆率（负债/权益）等于10，所有者权益将缩水40%（Howell，，p.81）。这就解释了为何金融危机发生在美联储加息时期，而加息往往又源于对通胀的担忧。所以，华尔街历来站在通胀的对立面。这曾经体现在其对金本位的信仰上。年和年两次金融恐慌，摩根家族出面，挽救了美国的金本位制和银行体系，为之后美元信用打下坚实基础，但这也符合其自身利益。年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强美元仍被认为是对抗通胀的有效途径，且是政治正确之举。年，美国财政部内部采取了适度贬值美元的操作。华尔街立即去找即将上任的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这才使其宣称“强势美元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并制定了一项反通货膨胀的强势美元政策（TarlorL.,）。公平、通胀与资产价格重估是拜登或《提高工资法案》所面临的三元悖论，其背后是阶级利益的冲突。更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要求提高最低工资，但这对于物价有显著（虽然边际影响有限）的提升作用，从而对资产价格估值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形成负面冲击。某种意义上说，提高最低工资是华尔街（Wallstreet）对主街（Mainstreet）的一次强制性再分配。

六、小结

提高最低工资是民主党进步主义传统的一项内容，源于罗斯福新政，联邦实际最低工资于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执政时期达到峰值，最近的一次修订来自于奥巴马，年完全落地后至今未做调整，购买力已缩水近20%。无论是从实际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缺口来说，还是从当前美国的贫富分化状况来说，抑或者是从美国政府的收支结构上来说，提高最低工资都是必要的。这将明确提升中低收入阶层的工资水平，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均，提振消费，减少政府在社会安全网上的支出，且不一定会对整体就业和总产出造成负面影响。一个潜在约束是通胀，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价格重估。从成本侧对物价进行分解可知，80年代以来，通胀的持续下行的重要原因是进口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价格的下行和工资增速的停滞。随着美元本位制的建立和利率的下行，资本成本也在下行。通胀是不同要素做加减法。后危机时代的三大结构转变都有助于物价水平的回升。市场预期的弱美元、大宗商品新周期和拜登新一轮的1.9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也是重要推动力。由于劳动成本是物价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提高最低工资将直接带动物价上涨，因为它会带动整体工资的上涨。某种意义上，再通胀也是当下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一个目标[17]，而工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增速则是必要条件。这一方面会导致企业利润份额下降，另一方面会提升名义利率，使得风险资产价格重估，提高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久期风险。故会面临来自华尔街的阻力。一旦通胀和利率上行，现代货币理论（MMT）的实践将面临更紧的约束。基于奥尔森（Olson）所阐述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在选择性激励缺失的情况下，拜登政府能否真正代表多数但却分散的中产（及以下）阶级的利益对抗少数但却集中的富裕阶层，是值得怀疑的。但政治动荡和阶层下沉年代呼吁罗斯福式的强人政治。由于民主党控制了白宫与国会，《提高工资法案》大概率将于今年内通过立法，最快于年内就可以实施。最低工资虽然会提升物价，但由于是分步实施，直到年才提升至15美元，其影响是逐步显现的。短期而言，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导致年物价的低基数，再加上经济的全面复苏，年2季度开始，通胀率会明显提高，全年核心CPI同比涨幅大概率超过2%，年会有所降温。中长期内，工资和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或将带动通胀中枢温和提升。通胀预期的升温所产生的连锁反应不可小觑。

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陈达飞为东方证券宏观研究员、财富研究中心执行主管；

——————合作、版权请联系华老师：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