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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守敬

杨守敬书法名誉传播四海，起自日本，正是四十不惑之后。而弱寇(20岁)之前，他却是一位文章灿烂而写字潦草的学生，故几次考试“屡不得”榜。他的同学告诉他，你的文章再好但字迹潦草，是不得中榜的，因为主考老师是一位小楷大家。于是从18岁起，杨守敬勤奋练字，一生不辍chuò，经历了摹《碑》、临《帖》、学《书》三个阶段。总结他一生学习书法的经历经验，有益启迪后学，我们把它归纳为“杨守敬翰墨的三个境界”。

境界一：尊《碑》。以考证为上，玩其书法次之。

杨守敬找到因书法草率而落榜的原因后，自此与宜都学友黄士翰、黄士琳，枝江学友曹廷杰一起切磋笔技，重字学工小楷，四人常以双钩楷帖为好，杨守敬毕竟经商出身，常以一纸而书数遍：正写、反写、红写、墨描，惜纸如金。杨守敬家临清江，堂右有一井。一日，四人以井水当墨，石板为纸，即书即干，潇潇洒洒，好不尽怀。自是时时不愁练笔缺纸。年杨守敬24岁时考中第八十名举人。

杨守敬以摹《碑》为学习书法的根本。认为《碑》“皆古人精意所留”。古人称碑体为楷法，“楷法之称”最早始于《晋书·卫恒héng传》。宋代洪适撰《隶释》、娄域著《汉隶字源》、刘球撰《隶韵》、清代顾蔼吉撰《隶辨》，都是依韵分篇，便于检寻；而于偏傍错杂，不足以见八法之变：即俗称“永字八法”，以“永”为例，明汉字笔法有侧cè(点)、勒lè(横)、努nǔ(直)、攫jué(钩)、策cè(斜画向上)、掠lüě(撇)、啄zhuó(右向撇)、磔zhé(捺)等八种，为摹《碑》他与师友集古碑六百四十八种。上始汉时砖文，下迄qì五代《韭花》（见附录），限断在“汉、魏之少波磔者”（书法右下捺笔。左撇曰波，右捺曰磔。），为其源头，以“晋以后始称楷书，楷法之兴其在魏晋之间，如《邓太尉祠碑》、《爨宝子碑》、《中岳灵庙碑》及两晋砖文”，皆隶、楷不分，“盖楷书之权舆矣”。直至李北海之《云麾huī》、《麓山》，宋儋dān之《道安禅师》、《铁元始赞》、《吴文断碑》等之行、楷并用者，都在“楷书”范畴。杨守敬的这种断限，使后人可上见其源而下知其流，是历史学家兼考证家对《碑》学研究的卓越贡献。

杨守敬摹《碑》，以双钩之法，在师友潘孺初(存)原辑的基础上，与同学分工钩校《楷法溯源》，分卷第一东湖饶敦秩(季音)、第二东湖王鸿达(子上)、第三宜都黄士翰(浩卿)、第四宜都黄士琳(昆城)、第五东湖王宏进(子石)、第六枝江曹廷杰(彝卿)、第七东湖饶敦秩、第八恩施尹寿衡(翰楼)、第九东湖杨之闳(瑞卿)、第十嘉善邓承脩(铁香)、第十一江陵邓承渭(定臣)、第十二大埔何如璋(子峨)、第十三南海伦五常(梦臣)、第十四遂suì溪陈乔森(一山)，众手之力，由宜都李宏让镌juān刻，光绪三年七月杨守敬刻本成。杨守敬摹《碑》，悟到一个心得，所谓书为心画，即书法之变：一变者，摹古《碑》要理解碑的历史文化变迁，“使学者知世运之升降”。各个时代，古碑“各出新意，始足见书之变”；二变者，摹古《碑》要理解古碑各自的独有体格，“使学者通书法之变”。学古《碑》“可以兼擅shàn诸家之长”，但不能“一字北朝，一字唐碑”，这样“岂复成章法?”要学《碑》成功，必须心到，“其胸中各自有书，方为作手。笔笔求肖xiāo，字字求合，终门外汉”。

杨守敬“以古《碑》集字为书”概念，对古人所称“秦隶”“汉隶”、“八分”、“今隶“楷法”等概念用历史《碑》文化的眼光作了科学的界定。故所编《楷法溯源》，是一部以金石为主的“小学”经书，能把“楷书”一体之历史变迁原委留迹清楚，实在是书法史上一大历史之功。

杨守敬不赞成“南帖北碑”之论。经过摹《碑》比较，他发现书法并无因南北地理位置而产生的差异。他说：“余谓《瘗鹤铭yìhèmíng》与《郑道昭论经书》相似。”《瘗鹤铭》是江苏镇江焦山公元年所刻之碑，《郑道昭论经书》是山东掖县Yexian公元年所刻之碑。南北地理不同，但笔意相似。又如江苏南京和山东德州，“《萧惦diàn碑》与《根法师碑》相似”。这当然是杨守敬独自摹《碑》所得的结论，这种与阮(元，字伯元，号云台)、包(慎伯名世臣)相抗，不附时论，不从流俗的精神出自古碑实据，而“南帖北碑”之论是学者取材不实的原因。(清阮元分南北朝时书法为南北两派，称北朝的碑版为北碑，称南朝的书帖为南帖。)

杨守敬对民间作品另具惠眼。“惟乡鄙俗书流荡忘返”，也“有意致者”，又如造象记之类，“惟造象不可纪数。乡俗鄙陋不尽大雅所制，然天真烂漫，风神超逸，良由去古未远，故执笔者皆有篆隶意”。显然，杨守敬是以文字体制见于民间运用的实际为原则的，而不是以土大夫的所谓大雅为准绳。

相反，广闻众见的唐太宗藏《兰亭序》，却为杨守敬指为“无隶书遗意”。“集帖所载钟、王楷书，皆唐以后模拓，五分隶遗意，不足为据。”“今之钟、王二书皆转经模刻，最高唐人临写耳。”“故此书采集帖之字皆附于《碑》后”。后人郭沫若引此见解曾对其审美境界大加褒扬。晚近日本汉学书家杉村邦彦访宜都，与其席上谈及此，曾致诸客歇箸zhù，把酒当墨，令翻译无辞。

杨守敬一辈子以摹《碑》为好，并非溢美之辞。他留下的脚印：18岁(年)工小楷；24岁(年)与陈一山金石志同道合；25岁(年)得力潘存金石指导，月下拓《修太公庙碑》；27岁(年)到琉璃厂物色碑版文字，与邓铁香金石之好；28岁(年)希望皆绝，专心金石；29岁(年)著《激素飞清阁评碑记》，提出“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批评“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魏。”杨守敬由京城赴山西高平，过之见“庙有碑”，乃令车先行觅居，自携毡拓tà之具往拓。碑西向，约高五尺。适风燥，他所持之纸又厚，干即起，不能施墨。自日暮至二更向尽，仅得一纸。乃乘夜独持以归。抵店则同行者皆鼾矣。而杨守敬犹挑灯伸纸，摩挲不已，不复知其苦；30岁(年)潘存指教杨守敬摹《郑文公碑》，知学碑从“六朝真书之祖”入手，“绝少流弊”；31岁()年在荆州府估衣店购金石文字数干种；34岁(年)谋刻《望堂金石》，将所搜集的汉魏六朝的金石文字翻刻成集，认为以双钩之法最善，钩摹之精能存其神采；37岁(年)携碑版由天津到上海，龚孝恭深服杨氏金石之博；39岁(年)，辑《楷法溯源》成，编《元押》一书，嗜印章者，竞羡秦汉，真品十不得一，而元押(指元代的“花押印”)。尚有魏晋遗意，杨守敬因其易得而编之；40岁(年)与小夫人龚氏及长子必钧(道承)携《楷法溯源》版去武昌卖书；41岁(年)在武昌为倪模刻《古今钱略》；44岁(年)在日本，碑版古钱印“以有易无”，与日本汉学书法家论碑，被称为“杨守敬旋风”。首次利用进步技术缩印古碑《寰宇贞石图》，此为治文史、艺术者重要藏书；58岁(年)为奋战台湾的福建提督父母撰墓志铭；65岁(年)刻《壬癸金石跋》，杨守敬碑学获“屹yì海内南北两大家”之誉(北为李葆恂)；66岁，(年)《古泉薮》十六册集成，《飞清阁钱谱》稿成；68岁(年)、69岁、71岁、72岁、74岁(年)在金陵、上海跋《碑》数十百通。以上足以说明杨守敬毕生致力治《碑》。其中《望堂金石》为随搜随刻随印随售的著作，故同一本书，别有名称：《望堂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金石文字》、《激素飞清阁摹刻古碑》、《激素飞清阁藏碑》、《望堂金石初集·续集·二集》。仔细捡阅，发现杨守敬因资力“不及”，而有的是朋友借其藏本雕刻，有的是多位学者跋记，有的是“好事君子邮寄”，有的是杨“不惮竭续刻”，他的指导思想是这些东西“将来闪罕见珍”，所以要“《志》以告人”。杨守敬以史证碑或以碑证史的考证，在他的代表作《水经注疏》中犹见具甚，他还重视国际《碑》学文化渊源的研究，如《日本题名残碑》、西田直养《日本金石年表》，评“日本国千年以上，所见以数千计”石刻“最为高古，神似颜鲁公。”

总之，杨于《碑》学文化，如醉如痴，尽管如他自言“耗精力、竭资财、极屯穷”，但他为了传世后人而“不悔”，巳寄希望于“后之君子”，“有鉴于斯”。（待续）

杨守敬故乡清江风光（图片来源于网络）

作者简介

杨世灿，男，宜都人，杨守敬族孙。副研究员，副处。代表作中华书局出版《水经注疏补》。

（转自鹰子石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