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行先生按：从年鸦片战争失败开始，中华民族就开启了救亡图存的民族主义运动，“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成效显著，从年大清军舰在日本港口撒野到年甲午海战失败，短短八年，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的转折点，成为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折点。这八年，在近代日新月异的工业化潮流中，大清高层核心团队不思进取，可谓“肉食者鄙”，于是，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国君无能，国民受辱，拉开了国民自卑自虐、失魂落魄的心路历程：疑邻盗斧、杯弓蛇影、神经兮兮、精分错乱，直至今日，依然如是，不能正常思考，尤其是学术界知识精英。正文文/旷新年摘要："新启蒙"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重要的话语装置。它在否定和"反思"法国大革命的同时,肯定和赞美西方殖民主义。西方现代文明被简单地称为"三百年文明",中国革命被诠释为"救亡压倒启蒙",于是"做西方三百年殖民地"这一"新启蒙"的最高理想方案呼之欲出。"新历史小说"成为"新启蒙"意识形态的一种重要表达。"新历史小说"对现代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暴力进行简单和庸俗化的表现,却没有看到,一方面,中国现代暴力的根源在西方殖民主义;另一方面,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获得了独立的印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被迫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本文通过司马迁、鲁迅、本雅明和法农等人的创作和理论论述提供了另一种不同的重新审视和批判暴力的角度。关键词：暴力;殖民主义;新启蒙;新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DOI：10./j.cnki.rmltxsqy..11.掌握历史知识的不是任何别人，而是奋斗着的被压迫阶级。[1]题外的话年2月20日，吴兴华在致宋淇的信中抄录了王安石的一首诗：“愿为五陵轻薄儿，生当开元天宝时，斗鸡走狗过一生，天地兴亡两不知。”[2]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金瓶梅》和《红楼梦》描写的就是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小康主义也是这样一种理想主义：每个人都有一座私家花园，锦衣玉食，妻妾成群。但是，奥威尔同学说，这样的理想是无法实现的，因而是虚伪的。自由是人生最高的价值。黑格尔说：“自由就是在自己家里”。[3]我说我是农民，许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农民最大的愿望是，他不管别人，别人也不要管他，天高皇帝远，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家里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的祖父是传统的农民，非常自尊，连自己女儿家里都不去。哲学家说的道理，一个普通的农民也懂。可见，真理是朴素的，理论是扯淡的。一、开头的话首先，我要直言不讳地说出我的判断，余华是中国当代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2年夏天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答辩的时候，蓝棣之老师给我出了一道难题：你认为谁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作家？我的回答是：张承志和韩少功是两位大作家，莫言和余华是两位天才的作家，莫言很快就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在场的老师和同学可能都觉得吃惊和意外。莫言怎么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呢？在人们心目中，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三世界的中国作家一种不可企及的荣誉。刘再复说，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文学冠军奖”。然而，并非如此。真正伟大的作家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比如托尔斯泰、普鲁斯特、乔伊斯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的易卜生都被诺贝尔文学奖拒之门外。卡夫卡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并不妨碍他是唯一可以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这样的经典作家并列的现代作家。苏联有不少作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都是二三流的苏联或白俄作家，两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和高尔基以及真正一流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听到有人说，中国当代文学超过了现代文学。这真搞笑。用诺贝尔文学奖的奖牌就能压倒鲁迅吗？鲁迅是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可能很多代人都难以超越。在鲁迅这位文学巨人面前，当代作家不过是些可怜的发育不全的文艺侏儒。只有王朔这样优秀的作家才有勇气道出真相：中国当代作家是不及格的，男写不过胡兰成，女写不过张爱玲，而胡兰成和张爱玲不过是下品里的一流。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余华越来越自觉地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写作了。因此，我曾感叹，余华将会是被诺贝尔文学奖毁掉的一位作家。不过，今天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余华了，即使按照“莫言的六个幸运号码”亦步亦趋地写下去，也不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莫言把你们“坑”了。本来西方授予莫言诺贝尔文学奖，是想把莫言打造成为反共反华的“文化英雄”，但是，莫言的表现令人失望，他没有像西方所期望的那样成为“文化英雄”，因此西方不会再轻易给中国目前的作家颁奖了，他们不会再干这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了。可是，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莫言挽救和解放了中国作家，你们不必再按照西方的指挥棒跳舞了。暴力是余华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不仅他早期的创作，而且他后来的作品，暴力都是一个显性指标，例如引起巨大争议的《兄弟》。一般认为，上部比下部写得好。这可能是因为上部更符合人们的期待视野。可是，在我看来，《兄弟》和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之类作品没有什么区别。它们都是中央文件庸俗化的演绎。这种写作，用文革时候的写作理论来说就是：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余华就是新时期的浩然。人们不愿意评论浩然，因此，我也避免评论余华。不如换一种方式来讨论余华，看看别的作家、理论家是怎样理解、思考与描写暴力的。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打开一扇观察和认识余华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窗户。二、文明与暴力的历史考察当代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论历史》一书中曾经引述一位诗人描述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的诗句，它道出了现代西方文明的真相：我们有机关枪而他们没有。[4]据胡适年2月18日日记，郑奠送给他一本罗思举自撰的《罗壮勇公年谱》，很有史料价值。罗是四川东乡人，盗贼出身，后领乡勇镇压白莲教乱，官至湖北提督。官兵之腐败，战事杀戮之惨，官兵作战时以俘虏为食，年谱有详细记载。嘉庆六年（），在与七十五作战的过程中，“官兵屯扎茅平，缺粮，实属无法。余上前回明。令所获三千五百多贼人剥杀煮食。七大人应允。每日将所获贼人立斩，均剥肉煮食。”[5]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作品《狂人日记》中所描写的吃人并不只是一种象征和隐喻，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真实。汉娜·阿伦特在《论暴力》中指出，暴力在政治和历史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却很少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