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和下载方法①手机端阅读：开袋即食。②电脑端下载：长按识别下方 　　婺源县城又称蚺城。蚺城，得名于五阜起伏的蚺城山。那“瑞虹、环带、嘉鱼、宝婺、弦歌、壁月、保安、锦屏”八大城门，俨如历史的时间戳。城内，粉墙黛瓦的民居，氤氲着水墨的气息。鳞瓦间，屋檐下，飘逸的是居民日常生活的市井味道。 　　山环水绕，婺源显得质朴而灵秀。顺着保安门的石阶而下，是小北门埠头。洗衣妇女在水面撩起的涟漪，水边玩耍孩童的嬉闹声，像是按下了时光机的回放键，让我与婺源的过往在水面上一圈圈地浮出。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一个秋日，我背着帆布书包从大鄣山沿轮溪而下，转校到了县城读中学。彼时，婺源只有星江大街两侧的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进出县城，只有西门是钢筋水泥大桥，其他的都是木桥与浮桥。 　　毕业后，几经辗转，我留在了县城工作。当时，我的工作单位就在星江河畔，与廉泉只隔一条马路。和廉泉做邻居多年，有时远方的朋友来了，我便提壶去廉泉取水泡茶，与来客共同分享一份古城的甘甜、惬意。 　　真正让我沉下心来解读婺源，是十几年前调到县文化馆工作之后。十字街19号的二层砖木小楼，是与县图书馆合用的办公楼。在那里，我逐渐读到了李白、苏轼、黄庭坚、宗泽、岳飞等历史人物与婺源的交集，读到了朱熹等先贤在婺源留下的文脉，以及这片土地上千年传承的耕读之风。 　　我试着从婺源出发，沿着时间的河流去追寻他们。可有时候，他们留给我的，却只有一个个远去的背影。 　　未曾改变容颜的是蚺城山，至于山上的“溪山第一楼”、山下的“紫阳书院”，我只有去西湖荡的担水巷中听老人讲古了。“咕咚”一声，水桶落在古井里，倾斜、汲水、提起，老人一气呵成，而他讲述起“溪山第一楼”的来龙去脉，却是模糊的。 　　婺源的肌理实在是神秘，我想要亲近她，常常需要通过一条河流、一棵古树、一块城砖、一条深巷，抑或是一口古井。婺源的街巷之中，遗存有许多古井，唯独虹井是在朱熹故居的小院里。“道寓斯人，如水在地；汲之益深，有味外味。”想来，朱熹父亲朱松在为虹井题写井铭时，已经有了超出井水之味的体味。 　　夜里，南门街一片静寂，我与妻子住的阁楼与虹井近在咫尺。 　　对一座古城作深度的注视，是需要耐性与时间的。走进婺源青石板的街巷，那鳞次栉比的古旧与深幽里，处处彰显着张力——先儒街、儒学前、大庙街、武营巷、衙前巷、龙船巷、四柱牌楼下、八角亭下……婺源有六十多条叶脉状的街巷，那是一个怎样的历史纵深呢？ 　　时常，我独坐街巷中，望着屋檐之间挤出的一线天光，听到的是弹棉花的声音、踩缝纫机的声音、敲铁皮的声音、剖竹起篾的声音，倏忽由远及近，又渐渐远去。 　　每一次，我都恍若有穿越时空的感觉。 　　从清代旧志的手绘图上看，婺源的城郭受三面环水的影响，历史上没有多大的变化。我常以为，婺源县城小有小的好处，比如上下班可以选择步行。甚至，早晚可以从新城区走到老城巷口，站着等一箅气糕或一笼韭菜豆腐包子蒸熟出锅，或者直接坐下，等摊主炒一盘螺蛳嗍嗍。如果愿意，还可以走去廊桥上听徽剧票友吹拉弹唱，抑或去星江河畔看老者垂钓。 　　一晃，又是几年了。代替十字街19号的，是钟鼓楼，是武营广场，往前是“文公阙里”牌楼下的街市。新城区呢，变化可谓日新月异，文公路、书乡路、天佑路、文博路、才仕路纵横交错，新建的幼儿园、小学、中学、茶叶职业学院、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非遗中心、徽剧传习所，还有体育中心与高铁站，无不显示着一座县城的发展与更新。 　　所有这些，一条河流都在见证着。 　　事实上，星江是江西五大河流饶河的源头之一。每天我在星江河畔徜徉，就是漫步在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区范围之内。生活在婺源的居民是幸福的，在城区的星江河面上，就可以看到白鹭飞舞、鸳鸯嬉戏，不用走出五公里，还能捕捉到靛冠噪鹛、中华秋沙鸭的身影。 　　婺源，是我栖息的地方，也常常走进我的创作之中。这座位于赣浙皖边界的古城的气质，星江河流的浸润，以及生活在古城里的人，不断地影响着滋养着我。贴近婺源，贴近星江，就贴近了我的精神原乡。 　　一年四季，循环往复，有了天光云影，有了波光潋滟，有了鸟语花香，一座古城的气象，在星江河畔荡漾开来。

闽中人家

朱谷忠《人民日报》（年12月21日第20版）在闽中故乡，曾经，我最熟悉的就是每家每户大小不一的门。那一扇扇门，一览无余地摆列着，让走过的人一眼就能估摸出来，哪一家拮据，哪一家宽裕。 　　那年月，故乡的房屋大多是浑黄的土墙和鱼鳞般的黑瓦，毗连错落，间或栽着数棵桃树、龙眼树。各家各户的门，式样上虽说大同小异，用料却有明显差异：有杉木的门，松木的门，杂木的门；也有人家的门框是青石砌成的，配两扇木门，安有铺首或铁环。至于门楣上面，大都是用细小的砖块或碎石砌出尺寸相当的长方形，当作横批。还有一些破旧的房子，低矮歪斜，经过风吹日晒，门框已显得泛白、粗糙……这当中，最显眼的是一幢厚重的老宅，墙高门大，两扇厚厚的正门都抹灰上漆，黑中透红，门口房梁斗拱，装饰有花卉和人物。 　　悠悠村落，就这样让时间打磨着。寻常人家，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年复一年。村里的人，走过哪一家门前，都认得这是谁家，不但叫得出主人的名字，还知道门的后面住着几口人。最是春播夏种、秋收冬藏时节，常见许多勤勉人家青壮的身影，从门内匆匆而出，走向田地，走向山坳。上了年纪的老人则常在门外饲养鸡鸭，或坐在门口的屋檐下吸着水烟筒…… 　　数十上百的门户，日开夜闭，时间不一，但在同一村子生活了多年的人，都熟悉了左邻右舍的习惯。有的人家常在天未亮时就推开门扉，“吱呀”一声，惊得树上的鸟儿也“扑棱”一下飞了起来；有的人家趁着晨露牵牛出栏，蹄声“嗒嗒”一直响到村外；有的人家到了中午也不歇息，把门虚掩着，人在屋里窸窸窣窣编起箩筐；有的人家则忙到了半夜才关上大门，轻轻地“嗞溜”一声，接着便是一片安静了…… 　　时光荏苒，斗转星移。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故乡也在奋力前行。故乡就像是村头的那棵大榕树一样，喜逢甘露，根须舒展，一下子撑开了绿油油的枝叶。先是土地重新丈量，家家分到责任田。随后，有人外出打工，有人办起企业，有人合伙跑运输……一家家，告别温饱不足；一户户，甩开积贫积弱。乡亲们相信，贫穷不是宿命，苦熬不如苦干。只要自强不息、自立不馁，就一定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的生活，改变自身的命运。 　　进入新时代以来，村干部又在“精”字上下功夫，在“准”字上谋实招，他们迈进每一家的门槛，访实情、探心事，直指难点、把脉开方。全村因户施策，发展种植养殖、合作社务工等多种产业，使每个贫困户拥有一项以上稳定收入。从此，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道理深入人心，稳稳的幸福感、满满的获得感，让乡亲们愈发绽开淳朴的笑颜。 　　日子变好了，村里的门户自然也焕然一新。在树绿花艳的村里走一走，崭新的木门、石门、铁门比比皆是，中间还冒出了一幢幢小红楼。古旧的宅第保存完好，斑驳的院墙、雕花的窗棂，现在成了摄影发烧友的新宠。听说，村里已商量好修缮方案，想让老宅变身为兼具古朴与时尚的民宿对外迎客。又听说，村里几户人家的后辈，在离村子不远的县城买了房，住进了城里的楼房。 　　走了半日，看了半日，只见一家家的大门上面，都钉着住家的门牌号。然而，里边住着什么人，是否熟悉，我已完全猜不出来了。

温馨美丽的城市

高洪波《人民日报》（年12月23日第20版）我和上海这座著名的城市有着特殊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以《文艺报》记者身份参加了上海市作家协会的一系列活动，逐一拜访上海的作家。那时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老人就住在上海，有了巴金，走访上海更有了一个正当的理由。 　　那之后我多次去上海。我曾陪同当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葛洛先生，去上海看望巴金老人和吴强先生。途中葛洛先生告诉我，他和巴老一同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生活过半年之久，是同一个采访团的战友。回来后，巴老写下了他那篇著名的小说《团圆》，后来被改编成电影《英雄儿女》。我记得我和葛洛先生去巴老家中拜访他时，聊得特别好。告别的时候，巴老坚持把我们送到院子门口。巴老挥着手，用目光注视着我们远去——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对于上海这座城市，我曾有过一次特别深入的访问，但那其实只是一次客串和偶然的造访。那次，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了“上海一日”大型摄影活动，当时的《摄影报》主编陈淑芬大姐拉我去充当一名特约记者。那是年7月1日，从零时到24时，在这一天的时间里，一批知名摄影家拍摄下上海这座城市的各种珍贵镜头。摄影家们提前几天就进入各自的阵地，有的奔向宝钢工地，有的奔赴金山郊区，有的去往吴淞口炮台，有的在南京路的天桥上静静地等候，还有的准备乘上直升机在天上航拍…… 　　记得6月30日那天晚上，我先赶到上海有名的“医院”，那里有台剖腹产手术准备在24时也就是7月1日的零时进行。我到那里时，香港的老摄影家简庆福先生已经到达。巧的是，医院碰到了自己40多年前的中学同学张惜阴教授，而这台手术的操刀者刘惜时医生，正是张教授带出来的博士研究生。在他们的帮助下，一名胖胖的女婴诞生了！产房外，我见到了正焦灼徘徊的孩子父亲，他说早给孩子起定了名字，叫“陈颖洁”，聪颖的“颖”，洁白的“洁”。在我看来，“颖洁”，不正是“迎接”的谐音吗？ 　　小姑娘陈颖洁于是成为“上海一日”里的第一个有名人物，但她浑然不觉，只顾响亮地啼哭着。现在想来，她应该快三十而立了吧。 　　第二天早上，我们又来到新锦江饭店，观看飞机的航拍。当时，新锦江饭店是上海的制高点。站在43层的楼顶上，我抬眼望向天空，发现有雨丝飘落，不一会儿机声大作，直升机来到大楼的上空盘旋着。正凝望间，一位持话筒的小伙子过来采访我，原来是上海广播电台的实播记者。从采访者瞬间变为被采访者，角色的转换让我感到十分有趣。 　　离开新锦江饭店后，我们驱车直奔杨浦大桥。途中，车穿过一条隧道，这是江底的通道，头顶上就是滔滔黄浦江。当时的杨浦大桥正在建设之中，桥桩在工地上壮伟地屹立着。在上海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中，这座桥举足轻重。 　　后来，我们又去了吴淞口，看到了古炮台。夜晚来临，南京路上灯火璀璨，刚下过一场小雨，明亮的霓虹灯光里多了一层绚烂的色彩。这个时候，摄影师们又兴奋地跑出去，拍下天地间这极其美丽的夜景。 　　那一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有了一个深刻的认知，尤其是杨浦大桥的建设工地，以及大上海未来的轮廓，不仅在摄影家的镜头里，也在我的想象中矗立起来。 　　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上海。这次去是为了参加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这是国际性的大规模图书展览，在位于浦东新区的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眼下，虽然进入展区要经过四五道的证件检查、健康码验证，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展区内熙熙攘攘的人流，以及读者们兴奋的阅读热情。 　　就在展览开幕的前一日，11月12日，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在上海市举行。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浦东的变化如此巨大，这片土地上的发展，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坚定的前进步伐。 　　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在浦东期间，我知道了这里有全中国最高楼层的书店——上海中心朵云书店旗舰店。它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在上海中心52层打造的一处空中文化综合体，涵盖了书店、演讲、展览、咖啡厅及简餐的功能。这座位于米高处的书店，已经成为浦东的文化地标。 　　我还抽空参观了浦东图书馆，这里正在举办“百年上海儿童文学展”。这是一座极其现代化的图书馆，10年前落成开馆，如今仍领时代之先。不说藏书之丰富和阅览之便利，仅馆中那巨大阶梯造型的“书山”，就让人惊叹不已。 　　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为我的一本儿童诗集举办了一场讨论会。令人难忘的是，上海当地一所小学的孩子们两个人一组，进行了三组诗歌朗诵。尤其是一个可爱的小女孩，穿着粉红色的鞋子，步伐庄重地走到舞台中间，声音洪亮地朗诵起我的诗。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更重要的是，会议结束的时候，浙江少儿社社长邵若愚先生送给我一份珍贵的礼物。那是一幅彩色的小动物图像，作者是一名14岁、患有自闭症的孩子。他以他的理解，对我笔下的小动物形象进行了色彩描绘。当我拿到这份礼物的时候，突然感觉到了沉甸甸的责任，还有无尽的温暖和感动。 　　这是我在上海所收获的一份珍贵的礼物。因为这份礼物，我更加感谢上海，感谢这座气魄宏大、色彩斑斓、无比温馨的美丽城市！

一粒谷子的生长

郭震海《人民日报》（年12月23日第20版）雄伟的太行山，纵横的沟壑，错落的梯田，独特的气候，孕育了勤劳的山里人，也孕育了丰盛的谷子。 　　谷子作为太行山的主要作物，以耐旱、耐寒、耐瘠、耐存等特性，千百年来成为山里人种植的首选。 　　谷子浑身都是宝。粒粒金色的谷粒，脱皮后变成金黄的小米粒，或熬粥，或煮饭，入口醇香，食之养人。脱下的谷壳称为“谷糠”，是上好的饲料。过去，谷草也弃不得，金黄的谷草风干后，不仅是家养牲畜过冬的草料，而且是乡村人修新房盖屋顶的好材料。行走在乡村，多见屋顶上炊烟袅袅，这屋顶上铺的就多为谷草。 　　种植谷子的程序繁杂。每年秋收时节，农民们在收割谷子的时候，会刻意挑选一些颗粒饱满、谷籽圆润的谷穗，放在阳光下暴晒，去其水分。这些被选中的谷穗，肩上便有了新的使命，将承担着来年的收成。 　　俗话说，农时贵如金。春天，大地解冻，农民们必须披星戴月追着时间奔跑，谷种也必须顶风冒雨追着时间奔跑。千百年来，在太行山区，农民和谷子，两者的命运总是紧紧地连在一起。 　　太行山的土层薄，春天多风，倒春寒是常有的事情。如何保证入土后的种子顺利出苗，考验的不仅是农民的种植经验，更是谷种的耐性和坚韧。只有顽强地迎着倒春寒破土而出的谷种，才是真正的勇士。这个季节，你轻轻地蹲下身，用耳朵贴近泥土，仿佛可以听到泥土下面传来的声音。成群结队的种子正在用浑身的气力，推开压在身上、重如千斤的泥土，然后面向太阳，茁壮成长。 　　刚出土的嫩芽，怕冰冷的雨，怕呼啸的风。长成的小谷苗儿，需要松土，又需要去苗。去苗就是把生长不好的谷苗儿拔掉，留下强壮、可顶风冒雨生长的好苗子。这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山里人称之为“间苗”。 　　间苗是最累人的。蹲下身会压伤谷苗，站起来又间不到苗，必须半蹲着身子。干一天活儿下来，流汗且不说，腰疼如锥刺。但身体的疼痛对于农民来说，并不算什么。最疼的还是农民们的心。因为每一株出土的幼苗，他们都舍不得间掉，却又不得不间掉。他们一边间苗，一边和幼苗对话，安抚间掉的苗儿，鼓励健壮生长的苗儿。 　　间苗后的谷子，一路昂首向天，顽强地生长。走进阴历七月后，半尺高的谷子开始低头，青穗儿开始灌浆。这时需要雨水，但又怕雨水。雨多了会腐烂，雨少了又灌不饱浆。进入秋天，谷子终于成熟了。这时最怕的是连阴雨，更怕提前到来的秋风。 　　谷子是农民们的希望。谷子在田地里努力地生长着，农民们在田垄里精心地守护着。每一次谷子的生长，都会在农民的手上留下一层厚厚的老茧，额头上刻下一道深深的皱纹。农民们为谷子担忧，为谷子揪心，更为谷子而开怀欢笑。 　　只有真正懂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才能明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只有真正了解谷子的生长，才会发现在浩瀚的天地间，每一粒小小的种子都是一个敢于直面风雨的勇士，每一株庄稼都是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也才会更懂得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每一粒米都弥足珍贵。

苦涩的米花糖

来源：天津日报　

　曾颖 　　年12月24日07:40老杜是我在报社工作时的一位同事，后来去做生意，是我认识的不多的商界成功人士。他说他这辈子做的第一桩生意，就是卖米花糖，那一年他刚8岁，上小学三年级。老杜的家乡在南部县定水乡碧龙观村，虽然地名里又是龙又是水的，却是干旱的丘陵地带，物产并不丰富，生活相当艰难。老天爷并不因此而怜惜他，而是将大块的灾难，往他那原本就艰辛的家中砸来──最早是用病魔，夺走了他的父亲；接下来，用自私夺走了刚刚可以为母亲分担家务的哥哥。哥哥以打工为名逃出家乡，并从此片纸不回的那一年，老杜只有7岁多，便开始早早地体会到人世的苦和辣，以及周围那种没有来由的恶意和欺凌。乡村缺水，村里唯一一口水井永远都络绎不绝地排着队。7岁多的老杜和体弱的母亲与姐姐，因为打水慢，成为人们嫌弃甚至仇视的对象。为了不妨碍大家用水，自尊心强的母亲总是选择在晚间到井台上去打水，这样就不会妨碍大家打水，也听不到厌弃的指桑骂槐，看不到鄙视而刻毒的眼神。虽然在黑暗中打水的难度和痛苦度大增，但老杜母子却因此而感到心情稍安一点。但这样的好景并不长久，管井的队长不喜欢有人半夜来打水，于是把井杆锁了起来。老杜的妈妈没办法，只好自备一根长绳，打上无数的结，拴上扁担钩去井台打水。绳子不仅勒手和滑，而且很容易脱钩，而一旦脱钩，桶掉进井里，大半夜都挂不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母子俩只有在井台上相拥而泣，在成长的那些岁月里，他喝的每一桶水里都有眼泪。家里有两棵梨树，长在院子外边，每年秋天，都会结上几十个梨。梨虽然不大，味也并不特别香甜，却是家里不多的可以拿去换钱的东西，像数额并不大但偶尔可以取现的存折，家里的油盐和偶尔一次的肉，都指望着从那上面摘下来，拿到集市上去几毛一块地换回来。正因为如此，拥有两棵梨树的老杜家，偶尔吃一次梨，也是家人一起分着吃，在民间，分梨与分离谐音，是不吉利的事。即便这不吉利的吃法，也不常有。幼年老杜和姐姐们最常做的事，便是在树下数梨，一个梨，一个憧憬；一个梨，一个想象。生活给予的不多的甜味，都在那一次又一次地眺望与计数中了。这一年，树上的梨每晚都会少，最大嫌疑是邻家的孩子。有一两次，他们甚至已看到对方匆匆逃去的身影。无奈之下，跑到对方家里央告，求其高抬贵手，放过那些梨。求来的结果，却是树上所有的梨，甚至连梨树本身，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摧毁。老杜和姐姐，还挨了打。眼见着交双金款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油盐可以忍，柴米和皇粮国税却没法忍。8岁的老杜擦干眼泪后开始谋划起生计。他的想法，是去卖米花糖，他先前吃过的米花糖，几里之外的南部县城卖6分钱一封，到乡下就卖8分钱，每一封可以赚2分钱。老杜之所以选择卖米花糖，与他幼年时跟着大人进城赶集的经历有关。有一天，在县城大街喧闹拥挤的人海中，他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这是一种油与米再加糖的甜糊味，交织在一起的混合香味。那香味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揪着鼻子，将他带到一个做米花糖的作坊前。他看见一个胖胖的师傅，正从锅里把一团金黄的米和糖，还有花生混合物倒到涂了油的模具里，压平压实，等晾到半冷时，趁着那点热乎的软劲，用一把大刀，把它切成小小的方块，他这才认出来，那是他最喜爱吃的米花糖。整个上午，他守在作坊前，看着师傅一次次把炒米或膨化米，放入麦芽糖或红糖熬制的糖浆里，再加入香脆的花生，然后翻炒、入模、压实、切块，用印着图案的油纸包好。这是一个美好而神奇的过程，他的心中充满快乐和幸福感。而更让他感到快乐的是，这里的米花糖每盒只卖6分钱，这虽然也是一个成年男人小半天的工钱，但比起乡里，整整便宜了2分钱，而这巨大的利润之间相隔的，仅仅是几公里山路而已。梨树被毁之后，老杜想到了这个可以见到现钱的生计。他和母亲商量，把家里存下的几个鸡蛋拿去卖掉，卖了1元多钱，然后兴冲冲地跑去米花店进货，走乡串户，四处吆喝，第一天就赚了三毛多钱，这可是一个全劳力一天的收入，而且是现金。这对于家中没有一个全劳力的老杜家意味着什么，那简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从那以后，少年老杜就开始为他的米花糖奔跑。常常是一放学，就飞奔进城里，飞速买到米花糖，一路叫卖回家。运气好，到家时米花糖已变成了钞票，若运气不好，则有可能晃悠到天黑，一脑门砸手里了的郁闷。在这快乐和郁闷的奔跑中，家里的双金款、油盐柴米、姐姐弟弟的过年新衣，以及偶尔的门户差事和问病请医，都有了现金支持。虽然它小如石壁滴水，但对久困沙漠之中的旅人来说，却是救命的甘霖。这种小小的幸福感，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杜发现自己的脚越来越不给力，脚后跟一天天肿大起来，估计是平时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太热太累下冷水，或者奔跑中硌了石子或扭伤了哪里。脚变得越来越肿，并且开始失去知觉，人也开始发烧和犯困，医院看，医生说得锯。他们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锯。于是又被驮回家，用当时乡下人传统的对付疑难杂症的方法──拖。拖得过拖不过，都是命。也许这一次老天爷都觉得自己做得过分了，就在老杜在家里昏睡的第三天，他家的猪圈突然莫名其妙地垮了，妈妈请邻村的石匠大叔来帮忙修理。石匠走乡串户，见多识广，看到老杜肿胀的腿，就热心介绍他们村子里的草药师傅来帮忙看看。草药师傅用银针插肿胀处，说如果出来的是黄水，可治；如果出来的是血水，就不能治。结果是黄水，草药师傅于是下药，一大包中药，煎出药汤喝，药渣敷伤。几碗药水下肚，痛感消失大半，人也精神多了，显然是药对路了。随后问题又来了，中药一服价格一元八角，这对于老杜这一贫如洗的家，几乎就是个天文数字。在吃了两天之后，药钱就断了。母亲为了筹集药钱，费尽了心力，也流干了眼泪。眼泪没有感动亲友和邻居，却感动了草药师傅，他主动提出把孩子领到他家去治，一则免自己奔跑之苦，二则可以让孩子吃得稍稍营养一点，有利于恢复，至于报酬嘛……草药师傅挠挠头，四顾这个一无所有的小院，突然看到追逐玩耍的两头小猪，对母亲说：“你就好好养猪，等猪长大卖了钱，给我送锦旗，帮我传个名就好！”那一年，小猪和老杜的腿都很争气，到春节前后，伤愈后的老杜背着卖猪换来的钱做的锦旗，还花了10元请了电影队，在草药师傅家的院子里热闹了一回。草药师傅的名气，也在十里八乡热闹地传播开了，找他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但不知道为什么，再没出现过像老杜的腿这样的神奇效果。老杜又继续卖米花糖，凭着由此激发起的商业兴趣和积累的营销经验，逐渐转行并发展，三十多年后，他拥有了不菲的资产和兴旺的事业，在远离了家乡之后，做了几件事：一、在县城买了门面，送给生计艰难的草药师傅；二、把家乡小村的泥路修成水泥路；三、给老家周围邻居安了自来水管，包括当初锁井的老头和打梨树的人家……他大半生没再吃过米花糖。早年不吃，是怕自己贪馋，吃光了本钱；现在不吃，是因为每次看到米花糖，嘴里都会冒出浓浓的苦味。

驶过银幕的火车

来源：新华日报　

　王方 　　年12月24日06:47父母年轻时支边去了青海，就是唐代边塞诗人笔下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的青海，我就出生在青海的省城西宁。小时候，我隔几年就会跟着父母坐火车回老家武汉，火车要坐两三天，中间还要在西安或者郑州从陇海线转京广线，那时候上火车或者转车都是“兵荒马乱”，所有人都在挤着抢着上车，我有时候是被大人从车窗里塞进车厢的。长大后我在武汉读书，放寒暑假跟哥哥一起回西宁，那时候买到一张卧铺票简直是奢侈，在西安转车时为了能有一个座位，我们会在前一站临潼下车，等上了转的另一趟车，就在车厢里挨个问旅客在不在西安下车，碰到有下车的乘客，就站在旁边等着车到站，抢先占下座位。我站得最长一次是从郑州到武汉，九个小时站到麻木，下了车感觉整个地都还在随着车轮的节奏咣当咣当地晃着。火车让我懂得了，人生其实就是一趟旅程。陌生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车厢，在旅程中彼此交谈、熟悉，然后在某一站下车，大多数时候将永远不会有下一次见面，也有些邂逅成为一生的相遇，彼此相知，但终将离别。很多年后，在宫崎骏的电影《千与千寻》里，千寻和无脸人坐着那一趟在海水中开向无尽远方的火车，那旅程很美，很虚幻，也很孤单。比《千与千寻》的旅程更浪漫的火车上的邂逅，是在《爱在黎明破晓时》，美国青年杰西在火车上偶遇了法国女学生塞琳娜，像所有电影中的邂逅一样，他们彼此吸引，两个人交谈甚欢，谈论着彼此的过去，对生活的感想，聊得越来越投入。这段从火车上开始的恋情，从火车上延伸到火车下，他们只是在交谈中，让情感慢慢流淌、弥漫，沁入内心。这部电影的故事给人留下了无限怅然的人生况味，触动过很多人的内心。导演林克莱特在之后每隔9年，又拍了后续的《爱在黄昏日落前》《爱在午夜降临前》，完成了“爱情三部曲”。演员还是那两位演员，戏里戏外，相逢，分别，9年又9年，人们在两位演员的容颜上看到时间留下的痕迹，它甚至超越了电影的故事，而成为最让人感叹的部分。德国人沃尔夫冈·希佛尔布施写过一本《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写了火车诞生对人们旅行和阅读方式的影响。火车和印刷机是工业时代的代表，蒸汽机车推动的火车，将人们对地理空间的认知前所未有地拓展开来；而印刷机则将书本和知识向世界敞开，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精神空间和知识之海。因此，火车不仅代表着交通工具的进步，也是整个工业时代的象征。火车也是最早在银幕上展现的意象，当卢米埃尔兄弟拍摄了《火车进站》，第一次在卡普辛路大咖啡馆放映时，观影的人们被这个真实的影像吓得四散奔逃。一百多年后，我们还会在电影课堂上让这趟列车一次次从银幕上驶过，我们告诉学生，这是电影起步的时代，也是创造历史的时代，人类开始用一种全新的媒介记录和表现自己看到的一切和经历的生活。

不知身在何方

来源：《十月》年第6期　

　沈爱民 　　年12月24日08:20从土耳其回来很久了，可是，回想起这个国度，仍然觉得有些云里雾里，像诗一样遥远。一这次去伊斯坦布尔，选择了土耳其航空公司航班。还是第一次乘坐土航，过去有些耳闻，对土航机上服务有些微词。实际感觉还好，机上餐食并不像江湖传说那样不堪。不过也确实有些小毛病。快起飞时，广播说有个旅客对榛子过敏，于是机组要求所有旅客不能吃榛子。也不能吃任何坚果。全程都不能吃。而且飞机也因此不提供任何此类食品。这……嗯，很人道，政治很正确。只是，总有被广播的空姐戏弄了一把的感觉。设备有些老化。旁边坐着一对中国旅客，像是情侣。情侣位子上的餐桌坏了，叫来空姐，空姐一摊手，说没办法。小伙子并不抱怨，找空姐借来水果刀，开始自己动手修餐桌。他边修边说，唉，坐飞机还要自己修飞机。此次旅行中，后来又多次乘坐土航。感觉是，反正能把你送到目的地，其他的就谈不上了。飞机大多比较陈旧。服务嘛，不会让你发火，也不会让你微笑，因为她们基本也不微笑。嗯，我似乎挺挑剔的。其实，我只是有些无聊，所以就东瞅瞅西看看，顺手记下点杂七杂八。记得行前看过几个有关土耳其的博客，大多是游记，有的内容很丰富，作者情绪也很热烈，很兴奋。不过，有一个博客给我印象最深刻，尽管作者其实只写了一篇游记。而且，这篇游记实际上只写了一句话：上个星期我来了土耳其。作者也许是觉得这样写游记有些不像话，后面又自嘲地加了一句：我真是懒出境界了。我也是，到目前为止，对这次旅行，还没有任何想法和感觉，整个人懒洋洋的，不在状态。在路上走久了，这种感觉总会来的。坐飞机时间长了，习惯了被安全带捆在座椅上的感觉。到洗手间马桶坐下，也习惯性地找安全带。嗯，人被束缚惯了，解开绳子的时候，都会不习惯。凌晨4点多到的。窗外很黑，城市灯光不多，伊斯坦布尔还在熟睡。不过，我知道，这个城市很大，历史很久，有三千年，曾经是三大帝国的首都，曾经被称为君士坦丁堡，也被叫作拜占庭。这里每条街道每个窗户里都应该有故事。是啊，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故事。有的故事很精彩，也有很多的人的故事，只是吃喝拉撒。记完这行字，飞机落地。二接站的女孩叫古丽。用当地语言发音，听起来是橘儿。接站女孩也让我们叫她橘儿，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听。早了一个多小时抵达，准备住的酒店还没有腾出空房，这么早又没有地方可去。于是，我们被拉到一个小酒店，坐在沙发上，等着吃早饭。洗手间在地下，里面的灯是那种感应式的。坐在马桶上，灯一会儿就灭了，需要鼓两下掌，或者弄出些动静来，它才开恩重新亮起来。于是，我就不时地很矜持地鼓鼓掌，弄得不像是坐在马桶上，而是坐在小剧场，或者是在检阅群众。回到厅堂，天黑黑，下着雨，有些冷。氛围虽然有些凄冷，但我觉得挺好，有伊斯坦布尔的味道。我印象中的这个城市，就应该是这样。这次旅行带了一本书，名字是《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是土耳其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奥尔罕·帕慕克（OrhanPamuk）的自传性作品。翻开书的扉页，整张就只有一句话：美景之美，在其忧伤。这是作者引用阿麦特·拉西姆的一句话。这句话撞了我一下，因为我几乎以为这句话其实是我写的，或者说，直接写出了我想说的。这本书通篇都散发着清冽冷月的味道，正如帕慕克在书中所说，伊斯坦布尔“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到了21世纪，这个古老的帝国显得有些纠结。行前，看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中的土耳其，面目模糊不清。在一些统计中，它有时候被列入欧洲，有时候被算成亚洲。虽然只有3%的领土在欧洲，但是如果问问土耳其人，他们大部分都会自认是欧洲人。网上有个段子说，亚洲邻居说他是亚洲国家，可是土耳其不同意；土耳其说自己是欧洲国家，但是欧洲的国家不同意。八千多万土耳其人中，有一千七百万住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城市集中了全国1/5的人口。伊城令旅行者感兴趣的点，其中之一就是它是个横跨两个大洲的城市，这在全世界都不多见，不，应该是唯一的。在这座城市中，70%的人住在欧洲，另外30%在亚洲。嗯，所有数据其实挺扯的。可是，没有数据支持，我们会觉得自己活得不够现代。历史把伊斯坦布尔弄得好像不欧不亚，其实又欧又亚。要知道，很多时候，历史是由地理决定的。哼哼，这句话听起来挺酷，我基本把它算成是我的原创格言。不过，我知道，在那些各种各样的枯燥厚书和论文里，早就有地理环境决定论等一大堆理论了。我最早看到的这方面的书，是泰纳写的《艺术哲学》，一点不枯燥，写得好看极了。那时我还是个青涩小伙儿，可是我觉得这本理论书比琼瑶的爱情小说好看多了。泰纳老先生认为，任何文明的起源发展，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密不可分。尤其是，在文明发展初期，基本就是被地理环境决定了面貌和走向。他觉得，要是一生下来就住在寒冷潮湿的地带、密林或者惊涛骇浪的海岸，这个民族就容易忧郁，做事情走极端，暴饮暴食，醉汉多，时不时地渴望动动手，流流血。如果生活在风和日丽的环境里，就会喜欢玩玩艺术，钻研科学。老泰的话有些道理，中国老百姓都知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的道理。当然，这个事不能绝对，要看很多其他影响因素。有人说，如果不加条件地说地理环境决定论，基本就是在耍流氓。嗯，咱们不是讨论学术，是在聊旅行，好，还是回到伊斯坦布尔。其实，这里也有鲜明的地理环境影响的痕迹。小学生都知道世界有七大洲，翻开世界地图看看，大部分大洲的地理分隔线是一目了然的：欧洲和美洲中间隔着大西洋；亚洲和美洲中间隔着太平洋；欧洲和非洲中间隔着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亚洲和非洲中间隔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北美洲和南美洲中间隔着巴拿马运河；至于大洋洲，根本就是名副其实。大洋中的那些陆地，看起来孤单单的，和谁都不挨着，拜访个邻国，都要漂洋过海。可是，欧洲和亚洲的地理分界线在哪儿呢？一眼看过去根本找不到啊，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因为亚洲和欧洲本来就是连着的，没听说过欧非大陆、亚美大陆吧，可是就有欧亚大陆，地球上最大一块陆地。所以，想当年，在亚洲草原上的那些马背民族喜欢到处溜达，动不动就一路向西，跑到欧洲地界上转转。匈奴人就把日耳曼人折腾得不轻，等到蒙古帝国崛起，百万铁骑从蒙古草原呼啸出征，西至地中海，东至日本海，横跨欧亚大陆，盛极一时，成为世界历史上连续面积最大的帝国。可是，铁木真及其后裔再牛，他们也没能跑到非洲和美洲去，更别说大洋洲了。原因很多，地理因素也是重要原因吧。凑合着将欧亚分开的地理分界线，就是乌拉尔山、乌拉尔河、大高加索山脉，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了。而伊斯坦布尔就横跨了这个海峡。所以，伊斯坦布尔的纠结地位，是大陆板块的演变所造成的，算是身不由己。然而，凡是交合处，都是迷人的。这种亦欧亦亚的地理位置，造成了这个城市的丰富多彩。不同的文化、习俗、建筑、饮食……，比肩而处，相得益彰。博斯普鲁斯海峡，是行走伊斯坦布尔的必去之处和首选之地。两岸分属欧亚两洲，各种建筑傍水而立。入夜，那轮曾经映照过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月亮，继续把月光洒在残留的王宫古堡上。三在城里转了转，有不少很好看的老建筑。古代建筑都是好建筑啊。哦，或许应该这么说才客观，古代留下来的建筑都是好建筑（不好的留不下来，早就烟飞尘灭）。我们这代人留给后代的，没有多少好建筑，即使它们是钢筋水泥的，比古代的要坚固。来到伊城最高的那座小山，山上没有什么古韵了，全是各种通信铁塔。这座小山也叫情人山，是伊城人约会的地方。原来想说这里是伊城青年人约会的地方，字刚碰到纸面，就弹了起来，看来不对。是啊，谁说约会只是青年人的事情呢。土耳其有34所大学，还有7万个清真寺。在这样的地方，科学与宗教，欧洲与亚洲，过去和现在，混在一起，会有无数可能存在。去看了奥斯曼时期的王宫。宫内所有树木的形状，都很有腔调的样子。王宫正在修饰。比较讲究的是，所有遮挡的壁板，都用白布画出被遮住建筑的原来轮廓。在看后宫的时候，觉得那些展览的古代衣服，都很巨大，大到难以想象，人穿上，会埋在衣服里。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古代，包括咱们国家，似乎都流行过宽袍大袖。似乎凡是老帝国的东西，都是又大又笨重，缀满珠宝，威严是有了，但是很不实用，也很不舒适。古代人很多场合不怎么舒适，坐啊，行啊，包括上厕所。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不太想回到古代去。在索菲娅大教堂的门里，看到竟然还有个卖胶卷的摊，这让我顿生亲切感，毕竟咱是从胶片时代就玩儿摄影了。摊主是个老头，想必也是经营多年了，舍不得放弃。嗯，有坚持，够执着。只是，柯达公司都破产了，他还能坚持多久呢。在国内黄金周，全国各地都有一个共同的人文景观——人山人海。这里也差不多，到处都有很多的人，用得上那个成语，人多得如过江之鲫。从那个广场，哦，就是有电车的那个著名的塔克西姆广场（TaksimSquare）进入独立大街，这是伊斯坦布尔最喧嚣繁华的街道，一眼看去，全是人头涌动。我不喜欢拥挤，于是拐进小巷。看到有卖手工巧克力的小店。我爱吃带榛子的巧克力，到哪儿都买。不过还从来没吃过有这么满满榛子的，在这个东西上，榛子是主角，巧克力成了点缀。小街上很多喝茶的店，街上也有很多行走送茶的伙计。俺作为资深茶客，略微知道土耳其人爱喝茶。国人通常会认为最能喝茶的应该是中国人，其实，如果按照人均茶叶消费量来算，中国人要排到世界的十几位了，英国人、俄罗斯人、日本人，人均茶叶消费量都远超中国人，而土耳其人，排在第一。我们不是喝得最多的，但是我们肯定是最会喝茶的，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其他国家甩下几条街，还是大街。比如，土耳其人尽管喝得多，但是，你去买茶，会发现通常没有太多品种可选。以前，土耳其红茶只有Tekel一个品牌，现在多了些，比如Kamelya，Tomurcuk，RizeTurist等。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少。我们喝个乌龙茶，会考虑选择是喝铁观音，还是岩茶，抑或台湾冻顶？如果喝岩茶，是喝大红袍，还是肉桂水仙？如果喝肉桂，是喝牛肉还是马肉，或者龙肉鹰肉鬼肉还是心头肉？如果喝牛肉，是喝曦瓜家的还是孝文家的？如果喝曦瓜的，是喝海西一号还是其他？而土耳其人没有这么讲究，他们如果要选择，第一选择是喝红茶，第二选择是红茶，第三还是。实际上，他们只喝红茶。他们说自己店里的茶好，不会说哪个品种哪个牌子好，会说自己煮得好。我走进一家小店，里面都是男人，老头居多。这里茶店很多是不让女人进的。店很小，小到没法拍照，拿出相机就顶到对方鼻子。我要了杯茶，当然，红茶。土耳其语里茶的发音，Cay，与汉语接近，所以，直接说茶的发音就好。一里拉一杯。试了一下，有些涩。这里喝茶也半欧半亚，不加奶，只加糖。我加了一块糖，还是涩。这个店的茶不适合我的口味，可我喜欢这里的茶杯。其实，无论哪个店，用的都是这种茶杯，在隆重正规场合，喝茶也是用这种杯子。是一种透明玻璃杯，红茶在里面，会显现红宝石、红玛瑙的颜色，赏心悦目。外形尤其好，雅的形容是像郁金香，俗一点的形容是犹如美女腰身，盈盈一握。我买了一个这样的杯子回来，不过一直没用过，也忘记放在哪儿了。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想找出来看看，可是一直没找到。她可能觉得被冷遇，伤了心，躲起来了。四昨晚来安卡拉，加上时差，有些疲惫。可是，早上5点多就被祷告的大喇叭弄醒了。我想，在这里，应该无法睡懒觉吧。4月，是丁香开花的季节。离开家的时候，上车前闻到一阵香气，回头看看，楼下那棵丁香开得正好。4月，是这里的雨季，也正是乱穿衣的季节。街上行人，有的穿着短裤T恤，有的穿着羽绒皮衣。在奥古斯都废墟广场，空气里都有历史感和神秘感，很土耳其。走到罗马浴场，也是个废墟，罗马人喜欢宏大，这个浴场也显得巨大，当年不知装进过多少人。那时候，洗浴场不仅是净身的地方，也是罗马人纵乐享受的地方。土耳其人也喜欢洗浴，导致土耳其浴还成了专有名词。当年的欢歌笑语早已不在，这里只剩下断壁残垣。地上落了很多花瓣。门口有个种花的陶罐倾倒了，花就顺着流出来的土长了起来。去了一家土耳其浴室试了试。是个老头给搓澡。我生平从来都没有让别人给搓澡，更别提是陌生人了。在北京长大，见过老北京的澡堂子，里面有专门搓澡的，很专业的样子。这个土耳其老头的感觉与老北京的搓澡人很像，气质都一样。这一路风餐露宿的，没有坚持洗澡，所以，老头给我搓出了很多泥。嗯，我给祖国丢了脸。据说，有一些土耳其浴室，男女不分，都是各种老头给搓的。和洗碗工一样，在老头眼里，男女都是碗，不分男碗女碗。在安卡拉街上转，想找一家老的、有历史的、有名声的咖啡馆坐坐。问了很多当地人，老司机，酷导游，都说不知道。印象中，喝咖啡历史比较长的老城，都有几座脍炙人口的咖啡馆啊，如同地标一样。只好随意找了一家坐坐。确实很简陋，也没特点，还不如那些红茶小店有味道。咖啡很浓稠，通常店里会配一大杯水，这点像意大利西西里的浓咖啡喝法。小小的咖啡杯中，有半杯的咖啡渣。这些咖啡渣不要倒掉，可以扣在盘子里，用来占卜。这是希腊、土耳其等国家的一种风俗，很流行。据说，预测三五年的命运走向可能不准，但是一年之内的，基本能看出来。一起喝咖啡的两个当地姑娘，柏丽和柏兹，都会这个游戏。她们仔细看了我随意扣在盘子里的咖啡渣图案，说我心地很善良纯洁。我说，这个好准。她们说：还很有责任感。我说，确实太准了。她们又说：还有只鸟。我说，嗯，我是只好鸟。我是在开玩笑，可是柏丽很认真，她说，有只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只是，她没有解释，是什么事情。最后，还需要把盘子里的咖啡渣倒回杯子里，杯子里的咖啡渣，也能提供一些信息。柏丽继续给每个人看，很认真。有时候，会看出有只猫，有的看出一条鱼。有的有两个女人，背后还有男人。还看出有人被人从后面盯着。原来，每个咖啡馆，都是预测人生和许愿的地方。这让我想起国内的庙宇，国人通常会在那里做这些事情。而且，各国人似乎都有自己的占卜方式，有些还比较接近。在这个领域，符号比文字、语言有用。各地的人们，有很多习惯都很接近，也许是因为我们都有同一个祖先。现在，全世界更是越来越趋同。我在一个大学的体育场坐下。周围很多学生都在玩手机。据说，有个说法，全世界共卖出38亿把牙刷，却卖出过46亿部手机。也就是说，不刷牙的人，比不用手机的人多。全世界的人都在看手机，都在上网。据说，如果纯粹按社区人口看，facebook网站按人口算是世界第三大国，排在印度和中国之后，排在美国之前。根据我旅行中的观察，无论在哪个国家，用什么输入法，输入的是什么文字，用手机写字最快的，都是那些20岁上下的女孩。而且，她们的神态和拿手机的样子，都是一个模子。我数了数，我的周围有16个人，包括我。其中，有15个穿着牛仔裤，包括我。据说，T恤加牛仔裤，是全球穿着人数最多的服装。不过，我发现我这条牛仔裤，裤裆中间似乎开了线。好几天了，我原来一直穿着开裆裤在招摇过市。人们越来越像。可我个人比较喜欢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语言和文字。很多国家进行过文字改革，包括土耳其。我觉得，使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字，应该更加有趣。我在世界各地游走，在不同角落用中文写字、记录。我最惬意的事情之一，是回来后坐在自己的家里，在那张朝东的桌子上（窗台上有几盆小花）的电脑前，慢慢让汉字爬格子。有时候，那些字，会自己唱起歌来。它们唱歌，是感觉良好，等着让人分享。这次来的航班上，我困得不行不行的时候，迷迷糊糊中写出一句话：如果好的东西无人分享，它还能算是好的吗？五对热爱自然景色的人来说，去土耳其，当然不能错过棉花堡。棉花堡就是白色阶梯组成的池子，其实是以碳酸钙形成的钙华。如果对这两种说法还是没有印象，不妨这么说，就像咱们四川九寨沟附近的黄龙。当年看过一些棉花堡的照片，洁白的池子阶梯而下，嫩蓝色的水碧波荡漾，像是梦境。计划是10点钟出发，可以好好睡一觉。可是，仍然5点钟就醒来了，听到乒乒乓乓不断的走廊开门声。大家为什么都要这样使劲开关门？对门有气吗？土耳其的宾馆客房里，通常没有免费赠饮的矿泉水。一拔下房间的取电卡，立刻没电，甚至来不及走出房门就会漆黑一片。嘿嘿，我通常根据这些小细节，比如行李航空标签或者购物标签撕下后的粘连程度、桌子上纸巾的质量，等等，判断一个地方的经济发达程度，好像都挺有效。吃早餐的时候才知道，这家荒山里的酒店，竟然有这么多客人。餐厅像个食堂，不过，有热奶、热巧和热茶。这三位一体，是我的最爱。它们之间，几乎可以任意组合。只是，还没有试过将热巧和茶搭配。我守着那几个桶，在三者中随意搭配组合着，喝了一杯又一杯。它们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美好世界。旁边坐着一个老白人，笔直坐在餐桌前，双手搭在桌沿，很像弹钢琴的样子。也许，他就是一位钢琴家。也许，他只是喜欢这个姿势坐着。早上，原准备在山谷里散散步。想象着微风拂面，鸟儿歌唱，送来阵阵花香，我在美好环境中身轻体健，疾步如飞。结果，一出门，狂风大作，卷起无数施工沙尘。我只好把领子竖起，蒙着头，灰溜溜地走回酒店。这里海拔两千多米。后面有个古罗马时期的废墟遗址，黄花灿烂，青草如缎，中间有个古剧场。我坐在其中一个石级上，想着两千年前，不知道谁坐在这个位子上。我希望那是一个少年，体格健康，表情阳光，眼睛里充满理想。嗯，就像我当年一样。淋着大雨，顺着钙华水沟往下走，冰冷刺骨。越走越难过，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美景不再。由于保护方面的问题，导致这里的水资源开始枯竭，只剩下一条沟还有水。那些曾经碧波荡漾的池子，一片枯黄。石灰钙华也在变色，棉白色的台阶成为灰黑色。我的感觉，不是来朝拜心中的女神，而是来追忆。棉花堡的状况，已经与世界自然遗产的身份不相符。当然，这不仅是这里的问题，而是世界性的问题，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同样现象，包括国内云南的白水台。我们已经见不到两千年前古人在这里建城时候的美景。可以想象，那时候，到处碧水流在白石之间。那时候，没有相机，这些美景，再也不能看到。距离上飞机还有时间。想去看看普通的土耳其农村，于是，从路上随意拐进一个村庄。进了一家，坐了坐。男主人与我们挨个行贴面礼。一大家子，三代同堂。大部分是女人或者女孩。嗯，这男人压力应该很大。回到伊城，住在一个老酒店，老到有很多的传说。正好下雨。住这样古老的酒店，怎能不下雨。在酒店的酒吧里坐了一会儿。百年老店，冷漠门童，客人稀少，这样的氛围，很对路，适合满足怀旧愿望。只是，酒吧的侍应生很热情，还帅，特别帅。这有些破坏氛围，应该是个内敛、专业、有内涵的老酒保。拍了张窗外的雨，很有情调。其实，这个国家，充满情调。听橘儿说过一个传说，土耳其曾经出土过一种很特别的器皿，它的用途，是用来盛眼泪的。有人说，土耳其是游客发出“wowo”这样惊叹声最多的地方。我只是浮光掠影地走了走，所以，还没有来得及“wowo”。可是我知道，这个古老、神秘又现代的地方，值得一来再来。想起在咖啡馆玩的占卜游戏。在那个游戏中，如果咖啡杯壁出现管状图案，通常代表你即将旅行。管子的形状愈长，表示要去愈远的地方。我不知道柏丽柏兹们是否看到我的咖啡杯出现管状线条。我相信有。因为她们看了看咖啡渣随意形成的图案，就说：你还会再来土耳其。

老闷儿三事

中国作家网石广田.12.21一人住在屋里，鸟住在窝里，云住在天上，风住在哪里呢？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风住在瓦里。可谁要是说“风住在瓦里”，村东头的老闷儿肯定不信，还得笑话他。老闷儿心里有数，认死理儿。有一回，有个说书人说孙猴子的金箍棒能塞到耳窟窿里，老闷儿就怼他：谁的耳朵能装下十万八千斤？说书人只想混口饭吃，不愿和他抬杠，换个段子说起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一大群正在兴头上的小孩儿不愿意，忿忿地骂老闷儿，老闷儿也不急，嘟囔一句“净是瞎话有啥听头儿”，走了。要是问老闷儿，风不住在瓦里住在哪儿？老闷儿肯定会说，住在天上呗。在老闷儿心里，天可大着呢，啥东西都能住上去。我不信老闷儿的话：他没上过学，不认识字，读不了书，他能懂个啥？有一天，我还真问了老闷儿，风住在瓦里吧？老闷儿笑了，风咋会住到瓦里呢？风那么大，瓦那么小，咋住？我也笑了，接着问他，火住在哪儿？老闷儿很得意地说，火住在柴禾里呗。我就怼老闷儿，火那么大，柴禾那么小，咋住？从那以后，老闷儿就不搭理我了。过了些年，我上了大学，老闷儿才又开始搭理我，还很热情。有一回他在街上碰见我，回头四下看看，才开口说话：你说风住在瓦里，还真有道理呢。你是大学生，有学问懂得多，你说说，火是咋住到柴禾里去的？我说，叔，这事儿你咋还记着呢？老闷儿笑，我也笑。我咋会知道风住在瓦里呢？我咋会知道火是咋住到柴禾里去的呢？我没办法回答老闷儿，笑过后，我抬腿就走。老闷儿也不粘我，闷着头回家了。可是我却放不下心：儿时的一个小小想法，我早就忘掉了，咋就让一个大男人记着这么多年呢？谁又知道，他对我的那个想法，琢磨了多少遍呢？他为这是不是连觉都睡不好呢？我应该给他一个答案，要不，说不定到死的时候，老闷儿都难闭眼。我要是给老闷儿讲“光合作用”，估计他也听不懂。我想了很久，再遇见老闷儿的时候，我说：叔，柴禾里的火都跟日头有关系。你看，日头的光照到树上，就钻进树叶里了，钻不进树叶里的，都掉到土里去了。老闷儿似懂非懂，高兴地走了。老闷儿不闷，可为啥都叫他老闷儿呢？二街有头，巷有尾。村子里的街都是通透的，人在街上有来有去，哪一边是街头不好分辨，也没法分辨——街不是一棵树，有根有枝有叶；也不是一条蛇，有头有身有尾巴；更不是一条河，水直往一个方向流。巷不一样，它有头有尾，完整得很。巷头与街头一样，两边住着人家，门对着门。可再往里走，巷尾还住着人家，路就被堵住，到了尽头。住在巷尾的人家，往往要修一堵影壁，拦挡冲进院子的邪气。有些巷子两边只有院墙，两边人家的门朝着别的方向，巷子就只剩巷尾的人家走动，叫做“火巷”。老闷儿住在村东头，石磙住在村西头，他俩都说自己住的是街头，抬杠抬到头发白，谁也说不服谁，街也就变得有头没尾。“宁当鸡头，不做凤尾”，这道理好像在人心里扎了根。在老闷儿的脑子里，东、北为上，西、南为下。他和石磙抬杠，说得最多的也就八个字：紫气东来，面南背北——“紫气东来”刻在自家院门门头上，“面南背北”是他去看过开封的龙亭。别看老闷儿不识字，可他记性好，说话挺气人：皇帝的龙亭可真排场，花里胡哨，俺家门楼没法比。面南背北，这个跟俺差不多……石磙，你把你家门头儿只要刻上“紫气西来”，俺以后就不跟你争了。老闷儿的话弯子绕得陡，也瞒不过石磙，老闷儿再激他也不上当。石磙说：你刻成“紫气西来”吧，俺以后也不跟你争了。紫气咋能西来呢？上西天还差不多！老闷儿说罢洋洋自得，石磙却没有罢休：你要是不改成“紫气西来”，就别跟俺争。上西天咋了，谁老了不是上西天？孙猴子能耐大，还护着唐僧去西天取经呢！你能耐大，你老了上东天去吧。石磙哈哈大笑着走了，老闷儿好久回不过神来。村里好多人都觉得老闷儿可笑，街哪里是头哪里是尾又不当饭吃，没啥好争的。可他要是不争，又有人觉得这日子过得挺没意思，就挑话茬：听石磙说，你只要在门头上刻上“紫气西来”，他就不跟你争了。你就改一个字，值！西来就西来呗……你家咋不刻“紫气西来”？你要是刻“紫气西来”，俺也不跟石磙争了。你说中不中？老闷儿沉着脸，又讲起道理来：俺家在村东头儿，紫气东来俺先得到，石磙得的紫气，都是俺剩下的。你还是去劝劝石磙吧。吃没趣也不打紧，挑事儿的人呵呵一笑：老闷儿，你这名儿可不对啊，你说的还真有理儿！俺才不叫老闷儿呢，俺有名。你再这么叫俺，俺可也这么叫你了！老闷儿的脸色更沉了。见老闷儿急了，挑事儿的人才放心地离开。哪天老闷儿心情好了，他们才会再来挑事儿。三村子里什么地方柳树最多？塘边。村里的老规矩，老闷儿都知道，他像唱梆子戏一样顺口就能溜出来：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里不栽鬼拍手……咱村的自力，就是在屋后栽了一棵柳树，他老婆就跟人跑了。这话，是在自力死了以后说的。要是自力活着，老闷儿断不敢这样说。塘边没有人家，就没人计较。再说了，桐树、榆树、洋槐树在塘边不好栽活——夏天一下大雨，塘里的水就会漫出来，把树身淹没一米半米，三五天就能闷个半死不活，枝黄叶落。柳树不怕水，越淹活得越滋润，叶子都长成黑绿色了。清明前后，柳树吐穗长叶。小孩子折了柳条拧下嫩皮做成哨子吹，吱吱呜呜的声音让老闷儿心烦，他就吓唬人：再吹，看天黑了蝎子爬出来蛰你们的舌头！胆儿小的不敢再吹，胆儿大的不怕，还巴望着逮一只蝎子玩呢。清明节当天，家家户户的院门两边都会插上柳枝。老闷儿想得多，堂屋、西屋、厨房，每一个门头上都要插上柳枝才放心。老闷儿会窝筐编篓的手艺，他家的篮子、草篓都是自己用柳条编的。最好看的篮子叫“笆斗”，剥了皮的柳条白生生的，压得很瓷实。有人还把笆斗刷一层红漆，专门办喜事装礼品用。谁要让老闷儿编笆斗，也不是难事儿：备好柳条，吃一顿饭，喝几杯酒，不几天就能编好。我觉得老闷儿吓唬小孩子不让折柳条，有他的私心。你想啊，好柳条都被折了去，他用啥编篮子呢？但我不敢揭这个短，怕老闷儿恼了，不再给人家编笆斗。这年年都编的笆斗，也不是只有老闷儿一家人用。柳树除了孩子们做哨子、老闷儿编篮子，偶尔还有人捋柳穗吃，都是不堪大用的角色。各家各户的房梁、门窗、家具和柳树没有关系，那得榆树、桐树、椿树、洋槐树才行。直到有一年，塘边的一棵大柳树被风刮倒，我才知道它的另一个秘密。大柳树的树身，被锯成了很多一揸厚的骨碌，深深的褐红色煞是扎眼。人们争着抢着往家里搬，当剁肉的墩子用。老闷儿不去争，他拾掇起几根粗大的树枝，用架子车拉回家。后来我才明白，老闷儿把树枝解成板，做了一副大面案。老闷儿逢人便说：柳木案板，好着呢！很多年后再见老闷儿，他的头发、胡子已经花白了。想起以前他吓唬我们不让折柳条的事儿，还是禁不住问起他来：叔，蝎子真会蛰舌头吗？我咋没见过？老了的老闷儿很认真：老人们就这么说的，大概，大概会吧……那柳树又不是你叔家的，你叔管不着的。老闷儿在村子里孤门独户，他谁也不得罪。如今，水塘没了，柳树没了，老闷儿也没了。这些实实在在的事物和人，似乎活不过那句玄而又玄的“后不栽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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