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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对于杭州而言是一位永远值得纪念的人物。他两度来杭，在杭5年，拯救灾荒，治理六井，浚湖筑堤，余泽无数，又留下多首写杭州的诗词，苏东坡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政绩为杭州人所世代铭记。而这位杭州历史上最著名的“市长”，与之江山水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轼

元佑四年（），苏轼因与中枢政见不合，自求外放，出守杭州。到任时，杭州恰逢大早，河道干涸，饿殍遍野。苏轼体察民情，一方面，他请求朝廷拨款济，另一方面，他考量当地局势，认为要治理干早，首要的是必须改善杭州的水利设施，除了疏浚西湖、重治六井以外，也要疏通杭州连接周边地区的水利交通设施。当时，杭州城内有两河，一曰茅山河，一曰盐桥河，这两条河流每隔三五年即为泥沙所淤积。苏轼实地考察并询问父老后，得出了结论：

龙山浙江两闸，日纳潮水，泥沙浑浊，一汛一淤，积日稍久便及四五尺。其势当然，不足怪也。......钱氏有国时，郡城之东有小堰门，既云小堰，则容有大者，昔人以大小二堰隔截江水，不放入城，则城中诸河专用西湖水，水既清澈，无由淤塞。而余杭门外地名半道洪者，亦有堰，名为清河。意似爱惜湖水，不令走下。自天禧中，故相王钦若知杭州，始坏此堰，以快目下舟楫往来，今七十余年矣。以意度之，必自此后湖水不足于用，而取足于江潮。又况今者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为葑田，霖潦之际，无所潴蓄，流溢害田而旱干之月，湖自减涸，不能复及运河。(《东坡全集》卷57《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

原来城内运河的淤塞，与钱塘江潮水所带来的泥沙大有关系，众所周知，钱塘江潮势盛力劲，蔚为壮观。宋时，杭州江干一带为江潮流经之地，波涛直冲杭州东南一隅。苏轼在熙宁五年()任杭州通判时就已经领略过钱塘江潮水的威力，他在次年与知州陈襄赏潮时曾作有5首《八月十五看潮》绝句，其中一首云：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

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

“越山浑在浪花中”的夸张手法对于东坡的豪放诗风而言恐怕只是泛泛，另一首《催试官考较戏作》中的钱塘江潮则更是气魄宏大：

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

红旗青盖互明灭，黒沙白浪相吞屠。人生会合古难必，此景此行那两得。愿君闻此添蜡烛，门外白袍如立鹄。

这里，苏轼用了庄子《逍遥游》的典故，钱塘江潮的磅礴气势跃然纸上，大有喷薄而出之势，这就是东坡诗才胜过他人之处了。

之江山水和西湖一样，对苏轼的一生有着重大的意义。苏轼政治上遭遇的最大一次劫难“乌台诗案”恰恰与他的观潮诗有密切的关系，在《八月十五看潮》五首绝句中有一首是这样写的：

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

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这首诗写的是钱塘江弄潮的情景，当时有旨禁弄潮，但仍然有人为生计所迫而做出这样的危险表演。因此，苏轼在诗中寄寓了他的希望:应教斥卤变桑田，希望百姓能抵御潮患，就不需要为利而从事如此危险的职业。但就是这首诗被政敌抓了把柄，成为苏轼攻击朝廷“兴水利”新政的证据。

当然，对于钱塘江潮带来的危害，苏轼并不是没有认识的。在那五首观潮绝句中，苏轼就已经表达了仰慕古人征服潮神、造福百姓的善政：

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吐霓。

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

民间传说吴越国王钱镠曾以弓弩射潮，震慑潮神，并修筑钱江海塘，东坡赞颂钱王的丰功伟绩，显然是希望和钱王一样，能为百姓谋福利，使杭城免受潮水泛滥之苦。

为解决钱塘江潮带来的泥沙倒灌、运河淤塞的情况，苏轼一方面组织人力，“自(元祐四年)十月兴工，至今年(元祐五年)四月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另一方面向朝廷上了一份《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文中对解决茅山、盐桥二河淤塞问题的方法做了详细的解释：

今宜于钤辖司前创置一闸，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令龙山浙江潮水径从茅山河出天宗门。候一两时辰，潮平水清，然后开闸。则盐桥一河过阛阓中者，永无潮水淤塞，开淘搔扰之患。而茅山河纵复淤填，乃在人户稀少、村落相半之中，虽不免开淘，而泥土有可堆积，不为人患。潮水自茅山河行十余里，至梅家桥下，始与盐桥河相通，潮已行远，泥沙澄坠虽入盐桥河，亦不淤填。茅山河既日受潮水，无缘涸竭，而盐桥河底低茅山河底四尺，则盐桥河亦无涸竭之理。(《东坡全集》卷57《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

在此基础上，苏轼又发动群众疏浚西湖，疏通六井，将西湖水与运河相连通，形成了西湖—运河—钱塘江和城市地下水一体的水利系统。这是苏轼留给杭州人民的一笔最大的财富。

苏堤映波桥（20世纪10年代）

当然，苏轼并不满足于此，元祐六年，苏轼又上了一道《乞相度开石门河状》，在这道奏章中，苏轼先极言钱塘江水浮山一带的江水之险与两岸交通的困难：

右臣谨按《史记》秦始皇三十七年，东游至钱塘，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始皇帝以天下之力狥其意，意之所欲出，赭山桥海无难，而独畏浙江水波恶，不敢径渡，以此知钱塘江天下之险，无出其右者。臣昔通守此邦，今又忝郡寄，二十年间亲见覆溺无数。自温、台、明、越往来者，皆由西兴径渡，不涉浮山之险，时有覆舟，然尚希少。自衢、睦、处、婺、宣、歙、饶、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沿溯此江，江水滩浅，必乘潮而行，潮自海门东来，势若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鱼浦诸山相望，犬牙错入，以乱潮水，洄洑激射，其怒自倍，沙碛转移，状如鬼神，往往于渊潭中涌出陵阜十数里，旦夕之间，又复失去。虽舟师、没人，不能前知其深浅。以故公私坐视覆溺，无如之何，老弱叫号，求救于湍沙之间，声未及终，已为潮水卷去，行路为之流涕而已。纵有勇悍敢往之人，又多是盗贼，利其财物，或因而挤之，能自全者，百无一二，性命之外，公私亡失，不知一岁凡几千万。(《东坡全集》卷59《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因此，苏轼提出了一个战略性的构想：

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或因斥卤弃地，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凡二十二里有奇，以达于江。又并江为岸，度潮水所向，则用石，所不向，则用竹，大凡八里有奇，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大慈浦北折，抵小岭下，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之古河，因古河稍加浚治，东南行四里有奇，以达于今龙山之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东坡全集》卷59《乞相度开石门河状》)

石门即今石门坞，张道《定乡小识》云：

石门在黄山岙，今呼石门坞，去富阳城二十里。

苏轼辩才帖

根据张道的考证，苏轼主张开凿的这一条运河应该是“自庙山江口引入石门平田，东过算账岭、并山，东行过社井诸山，经风水洞、昙山折而东南，行过界头山，穿界头、鲤鱼两山之间，以抵石龙山，自石龙山前东过凌溪绕定山之阴，经定南山出桑柳畈东经象山折而北，东缘横山口一路，迤逦东趋，复向南抵牛坊岭”。在这里引河入江，自牛坊岭沿江至龙山的大慈浦后，“绕白塔岭之阴，北行抵五子岭”，“凿岭通于南，引河东经阿育王山支麓以泻于江干之贴沙河”。从这点看，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水利工程，一旦建成，将给之江一带的水路交通带来极大的变化。可惜这一计划被朝廷中反对苏轼的一派人“力沮其功”，未能得到施行。

苏轼对于这一带的自然地理状况如此熟悉，显然，他曾经实地考察过。苏轼性好山水，早在他第一次来杭任通判之际，熙宁六年()，苏轼与友人李节推同往富阳，过风水洞。风水洞位于今周浦乡云泉山中，早在东晋时便以风光旖旎而闻名。历代文人墨客多有题咏，李节推与苏轼约定在风水洞见面，在前往风水洞的路上，苏轼见之江一带风光，立刻提笔写下了一首《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诗云：

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此间不可无君语。金鲫池边不见君，追君直过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风岩水穴旧闻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桥晓溜浮梅萼，知君系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逶迟，妻孥怪骂归何时。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

这首诗将沿途的清丽风光与诗人期待与友人见面的急切心情融为一体，用走马观花的笔法写出了之江流域鸣禽磔磔、金鲫低回、风岩水穴、溪桥梅萼的春天景象。

到了风水洞，苏轼与李节推共赏溶洞奇景，苏轼又欣然挥笔写下了《风水洞二首和李节推》：

其一为：

风转鸣空穴，

泉幽泻石门。

虚心闻地籁，

妄意觅桃源。

过客诗难好，

居僧语不繁。

归瓶得冰雪，

清冷慰文园。

其二为：

山前雨水隔尘凡，山上仙风舞桧杉。细细龙鳞生乱石，团团羊角转空岩。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冠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

杭州苏东坡纪念馆

值得一提的是，同为宋时诗文大家的苏轼之弟苏辙也和了一首《和子瞻题风水洞》：

风送江湖满洞天，洞门可听入无缘。土嚢郁怒声初散，石齿聱牙势未前。乐奏洞庭真跌宕，歌传帝所亦清便。何人隐几观遗韵，重使颜成问嗒然。

在多年以后，苏轼南贬广州，对钱塘江风光仍然念念不忘，写下《浴日亭》：

剑气峥嵘夜插天，瑞光明灭到黄湾。坐看旸谷浮金晕，遥想钱塘涌雪山。已觉沧凉苏病骨，更烦沆瀣洗衰颜。忽惊鸟动行人起，飞上千峰紫翠间。

一句“遥想钱塘涌雪山”点出了这位大文豪对之江的眷念，之江山水和西湖山水一样，被这位大文豪一生魂牵梦系，也因这位大文豪的诗词而增色生辉。

作者系杭州名人纪念馆学术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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