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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疑影重重的内廷
一 楚王案
1．封建与藩王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卑微，为了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乞灵于早已被历史淘汰的封建制度，在洪武二年就叫御用文人编《祖训录》，其中重要的一条便是“定封建诸王国邑及官属之制”。这套封建制度完全模仿西周时代的做法，甚至连封建诸王的“册宝”，也严格按照西周的尺寸：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用篆文刻“某王之宝”。还按照西周制度规定诸王的国邑，以及册封礼仪。
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太子以外的十几个儿子封建为藩王（或称亲王），举行“告太庙”仪式，礼成后，在奉天门及文华殿宴请群臣。酒酣耳热之际，他发表了关于“封建诸王”的训话：“昔者元失其驭，群雄并起，四方鼎沸，民遭涂炭。朕躬率师徒以靖大难，皇天眷佑，海宇宁谧。然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朕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长久长治之计。”一呼百应，群臣叩头高喊：“陛下封建诸王以卫宗社，天下万世之公议。”朱元璋继续他的训话：“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远，秦废之而速亡，汉晋以来莫不皆然。其间治乱不齐，特顾施为何如耳。要之，为长久之计，莫过于此。”随即他宣布册封第二子朱樉为秦王，第三子朱棡为晋王，第四子朱棣为燕王，第五子朱橚为周王，第六子朱桢为楚王，第七子朱榑为齐王，第九子朱杞为鲁王，第十子朱檀为蜀王。
接下来，营建王府提上了议事日程。建国初期，财力有限，只得因陋就简，采纳工部尚书张允的建议，尽可能利用各地原有的建筑。例如，秦王府利用西安公廨，晋王府利用太原新城，燕王府利用元朝旧大内，楚王府利用武昌玉竹寺，齐王府利用青州益都县衙门等等。在诸王即将前往封国（当时叫作“之国”）前夕，规定了诸王每年的俸禄：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帛四十匹，苎丝三百匹，纱罗各一百匹，绢五百匹，冬夏布各一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一千斤，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等等。当时开国元勋最高年俸不过米五千石，两相比较，诸王的俸禄高得惊人，日后成为朝廷的沉重负担。
洪武十一年及二十四年，先后对洪武三年以后出生的皇子册封，如十一子朱椿为蜀王，第十二子朱柏为湘王，第十三子朱桂为豫王（后改封为代王），第十五子朱植为辽王，第十六子朱为庆王，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第十八子朱楩为岷王，第十九子朱橞为谷王，第二十子朱松为韩王，第二十一子朱模为沈王，第二十二子朱楹为安王。以后相继即位的皇帝也如法炮制，把太子以外的皇子册封为藩王。这些藩王都是世袭的，子子孙孙延绵不绝，形成庞大的寄生群体，成为王朝的沉重包袱，导致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宗藩条例》《宗藩要例》，亲王的嫡长子年及十岁，立为王世子，亲王死后，由王世子承袭；亲王的次嫡子及庶子，年至十岁全部封为郡王，郡王死后，由嫡长子承袭；郡王的次嫡子及庶子全部封为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予辅国将军名位，辅国将军之子授予奉国将军名位，奉国将军之子授予镇国中尉，镇国中尉之子授予辅国中尉，辅国中尉以下授予奉国中尉。这种王二等、将军三等、中尉三等的封爵，意味着权力与财产的再分配，礼仪十分繁琐，弊端也随之滋生。
万历十五年，礼部尚书沈鲤说：“据仪制清吏司案呈，查得《宗藩条例》，各王府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之子，不分嫡庶，俱限以年岁奏请名封，并选婚配。本部随抄到日，即将玉册堂稿备查其父母封位生年奏报，及母妾内助奏选缘由，比对相同，按季题复。但天潢派衍，册籍浩繁，架阁日久，不无浥澜失落，吏胥誊写间有遗漏差讹，兼之舞文者有洗改补缀之奸，妄请者有朦胧欺捏之弊。以故历年以来，有父母查无封位者，有本身查无奏报者，有妾媵查无行选者，种种情弊不可枚举。欲一概提请，则明例有碍；欲遂与立案，则宗室受抑。于是不得不与之行勘，或一事而驳勘数次，王府之勒诈，抚按之题覆，费皆不支，或一勘而动经数年，中间靡费多端，贫室困苦殊甚。至有无籍之徒投充校尉，诱骗诸宗，如往年张国臣假捏代府宗室廷垕等名封，及近日吴贵和私捏淮府永丰王翊等妻封，虽各犯旋即正法，而贻害已不可胜言矣！”
楚王朱华奎假冒案，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不足为奇。楚府有假王之说，由来已久。
嘉靖二十四年，愍王死，其子恭王嗣位。隆庆元年，恭王大病半废，卧床不起，于隆庆五年八月病逝。次年二月，楚府突然报出消息：宫人胡氏生二子，长子名为华奎，次子名为华壁。楚府宗室疑窦丛生：王久病不能御内，何以有孕？孪生儿面貌必相似，何以一个魁梧，一个癯陋，相去甚远？流言蜚语一时甚嚣尘上，知情者透露，恭王妃王氏见王无嗣，与太监郭伦引王妃族人王如綍商议，“取其弟如言妾尤金梅所生子仅数月入宫，（王）如綍亦将家人子寿儿生已岁余同入。魁梧者即华奎也”。朱华奎年幼时，楚王府事务由武冈王朱显槐主持，王如綍的从弟王如训等试图揭发，被朱显槐阻止。
万历初年，楚府仪宾汪若泉向朝廷揭发此事。内阁首辅张居正鉴于荆州的辽王被废，舆论都归罪于他，颇不自安。收到汪若泉的奏疏，考虑到事情棘手，要湖广官员勘明。王妃王氏坚称为恭王所出，楚府郡王及宗室数百人，仪宾刘宗源等官员都支持王妃所说；主持王府事务的武冈王朱显槐也避嫌不敢质疑，隐忍不发。地方官勘议的结果是没有异议，于是朱华奎作为恭王之子，于万历六年被封为世子，万历八年继承王位。
2．“楚藩大变异姓假王”
此事虽然暂时消停，始终是一个“定时炸弹”，总有一天要爆发。知情的宗室成员居此为奇货，从朱华奎那里得到实惠；宗室中的懦弱而自爱者，则闭口不言；另有一些宗室成员态度比较强悍，“时时忿争相激，王不能钳”。最终把事情闹大的就是强悍的宗室成员——中尉朱华趆，他向朝廷奏报“楚藩大变异姓假王事”，引起朝廷上下震惊。如何处置此事，政府高层意见分歧，礼部右侍郎郭正域主张查明真相，得到内阁次辅沈鲤的支持；内阁首辅沈一贯似乎顾虑皇亲国戚的事情很棘手，不如开一眼闭一眼。朝廷中由此形成对立的两种意见，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万历三十一年二月，通政使沈子木来到掌管翰林院的礼部右侍郎郭正域寓所，对他说：楚王府的仪宾袁涣等人，拿了宗室朱华趆等人的奏疏，揭发楚王华奎是大变异姓的假王；内阁首辅沈一贯强令扣押奏疏，不准呈进皇上；袁涣等人苦苦哀告，不肯离去。沈子木很想听听老朋友的看法。郭正域的回应很是冷淡：不知道！沈子木请他看一看朱华趆的奏疏，郭正域干脆回答：不愿与闻。富有责任感的郭正域并非畏惧内阁首辅，而是不想越位，因为宗藩事务不属于翰林院管辖，而属于礼部。一个多月后，他奉旨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署理部务（代行尚书之职），宗藩事务成了分内事，他便义无反顾地插手此事，主张查明朱华奎究竟是否异姓假冒，使得自己处于沈一贯的对立面。
郭正域，字美命，号明龙，湖广江夏人，万历十一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当时在翰林院担任导师的正是沈一贯，二人有师生之谊。由于政见分歧，升任翰林院编修的郭正域不再对沈一贯执弟子礼，张岱为他立传，如此写道：“时馆师四明沈一贯以（郭）正域不执弟子礼，遂相左，每与谈天下事，（沈）一贯岳岳自负，（郭）正域意殊轻之，不为降也。”他在东宫担任讲官四年，照例不应当外调，沈一贯利用职权把他调为南京国子监祭酒。他恬然就职，在南祭酒任上大有声誉。万历三十年，郭正域升任礼部侍郎，与内阁次辅沈鲤意气相得，引为忘年交。两淮征税太监鲁保深得皇帝宠信，请求兼任浙江织造与江南织造，沈一贯打算批准，沈鲤反对，郭正域也力争不可，由此遭到沈一贯的忌恨。
次年五月，他与礼部司官吴默处理补谥改谥工作，决定剥夺黄光昇、许论、吕本的谥号，因为他们品德卑劣。黄光昇字明举，号葵峰，福建晋江人，嘉靖八年进士，官至兵部侍郎、楚蜀黔三省总督，升任南京刑部尚书，因贪墨而罢归，万历十四年卒，赠谥号恭肃。许论，字廷议，号嘿斋，河南灵宝人，嘉靖五年进士，积军功，升任兵部尚书，阿谀奉承严嵩严世蕃父子，嘉靖末年卒，隆庆元年赠谥号恭襄。吕本字汝立，号南渠，浙江余姚人，嘉靖十一年进士，任吏部尚书时，阿附严嵩旨意，凡不附严嵩者一概屏斥，万历十五年卒，赠谥号文安。剥夺这三个人的谥号，并非意气用事。沈一贯与内阁次辅朱赓是吕本同乡，气势汹汹地说：“我辈在，谁敢夺者？”郭正域毫不相让地说：“吾敢夺！”随即提笔写道：“如黄光昇当谥，是海瑞当杀也；如许论当谥，是沈炼当杀也；如吕本当谥，是鄢懋卿、赵文华皆名臣，不当削夺也。”言词掷地有声，由于内阁与礼部意见截然相反，官员们讳莫如深，此事不了了之。
楚王案的出现，使得郭正域与沈一贯的矛盾趋于激化。
中尉朱华趆揭发楚王朱华奎异姓假冒，是有确凿证据的。他的妻子是王如言之女，而楚王朱华奎正是王如言妾尤金梅所生，因此平时经常长吁短叹，欲言又止。临死前向朱华趆吐露真情：“父有族诛之祸，今虽死，恐株连，终不免。”又说：“（楚）王实其弟，姐妹昆仲面貌言动酷肖。”随即把事情始末缕缕道来，和盘托出。朱华趆得知真相，约宗人歃血为盟，联名举奏。楚王获悉后，迅速把他逮捕，企图杀人灭口。不久，朱华趆逃脱，其妻也藏匿于仪宾家。楚王料知大事不妙：“此去作大事矣！”为了摆脱被动局面，他先发制人，于万历三十一正月向皇帝上疏，控告宗室朱华趆“极恶悍宗，悖违祖训，欺辱亲王，挟制官员，杀伤官校”，乞求皇上“振法除奸，以全藩体，以安宗社”。皇帝批示：“览王奏，恶宗罪状多端，该部院参看来说。”
二月，楚府仪宾袁涣等带了朱华趆的奏疏，进京递交给通政司。奏疏告发“楚藩大变异姓假王”。通政使沈子木请示内阁首辅，沈一贯要他把奏疏扣押下来，不得呈进皇上。楚王朱华奎获悉此事，立即上疏自辩。这下子朱华趆的奏疏再难扣押，沈子木得到沈一贯的授意，更改上疏日期，呈送给皇上。但是皇帝迟迟没有表态。
礼科都给事中张问达主张查明真相。他的奏疏写道：“臣等复取华趆等日所投揭览之，大都谓楚藩大变异姓假王，冒滥圭璋，污辱潢派，衊法欺君，窃禄盗国，以楚王华奎为假王。其楚王奏称华趆愈无忌惮，要结刁恶宗仪，暗行谣谤，明肆秽言，盖欲仿前此各恶灭孤之故智……如楚王华奎果非已故楚恭王所出，是为冒滥窃国，窃国者罪无赦。如华奎果系恭王妾胡氏所生之子，华趆等乃怀私故捏为假，是为灭国欺君，灭国欺君者罪无赦。夫以两不可赦之罪，而不行勘问，谁能以纸上之谈、风闻之语，而悬断此不可赦之大罪乎？如以楚王华奎为假也，而封爵已三十年久矣，何敢遽执之以为假；如以华趆等之奏为必虚也，而二十九宗之躯命悬于此一奏，又何敢必执之以为虚！或虚或非虚，或假或非假，楚王与华趆等素有嫌隙，各奏之词，俱未可尽凭。武昌郡中阖府之诸宗不下三四十位，必自有天理人心、真情直道在，固可从公讯问而知也。”
署理礼部的郭正域是武昌人，与楚王同城而居，早已风闻楚王有假，主张查明真相。他在奏疏中回顾此事的始末，言辞间颇有讥讽首辅沈一贯的意味：
——“今年二月间，臣尚在翰林院掌院事，通政司沈子木至臣寓邸，谓臣曰：‘楚府仪宾袁涣等持宗室华趆疏，来奏楚王，首相沈老先生坚不欲上，而（袁）涣等苦告不去。’臣应以不知，（沈）子木谓：‘取原疏来看。’臣对以‘不愿与闻’。又月余，而臣始奉旨署部事，楚王来奏华趆矣。奉圣旨：‘览王奏，恶宗罪状多端，该部院参看来说，钦此。’”
——“值四月初一日日食，阁臣赴部救护。首相沈一贯问臣楚事，臣应之曰：‘闻宗室先有疏至矣，通政未之上也，惟当行抚按勘问。’时三辅臣皆然。临别时，（沈）一贯复私向臣耳语曰：‘贵部复本请无言通政匿疏事。’”
——“又继此而宗室华趆至矣，仍赴部并各处诉冤。臣照例送会同馆羁留。甫半日，而通政司票取华趆赴司改换月日，以疏上闻，候旨未下。华趆投揭臣部，大略谓‘邀截实封，广行贿赂’等情……奉圣旨：‘华趆系楚属宗，如何结集群党辄参正王，以小犯大，岂得公论！该部院会同该科参看来说，钦此。’”
——“臣以为事情重大，自当行勘，随与（沈）一贯言之。乃（沈）一贯再三愁阻，谓：‘亲王不当勘问，但当体访。’而臣应之曰：‘臣与楚宗室同城而居，一有偏徇，祸且不测。事关宗社，不宜朦胧了事，若不行勘，科道官言之。’（沈）一贯冷笑而向臣曰：‘科道断不言也。’”
——“臣之请勘，盖部中事体未有不勘而竟自处分者也，未有不勘竟自停阁者也。不勘则楚王之迹不明，不勘则各宗室之罪不定。今（沈）一贯先时于王疏则以为当勘，而今于各宗之疏则以为不当勘，亦何以服天下之心乎……夫沈子木匿疏也，则（沈）一贯主之也，不知（沈）一贯何意也？既（沈）一贯力主不欲勘也，不知又何意也？”
这个不大不小的楚王案，把沈一贯与郭正域的分歧，或者说内阁与六部的矛盾，暴露无遗，演化为朝政大事。正如朱国祯所说：“首辅沈一贯讽止不可，又不能夺，阁部龃龉，口语交关，衅在楚并在朝矣。”沈一贯借口阁部龃龉，干脆杜门不出，内阁次辅沈鲤支持郭正域的意见，票拟谕旨同意勘明真相。楚王获悉后恐惧万分，派人带来大量金钱，贿赂郭正域，请他高抬贵手，郭正域严词拒绝。钱谦益赞誉道：“楚宗人华趆上书首告楚王非恭王子。王大惧，辇输其金钱走阙下，使人私于郭公，幸毋穷治楚事，请以馈首相者馈公。公怒挥之去，而持楚事益力。四明（沈一贯）以下皆宛转为王请，公固不可。”这段话透露了一个很容易忽视的细节：“请以馈首相者馈公”，也就是说，楚王以贿赂内阁首辅沈一贯的规格，贿赂礼部侍郎郭正域，结果截然不同。沈一贯是欣然笑纳——“楚王百金为寿，许万金为谢”。他之所以要通政司扣押华趆的奏疏，再三反对清查真相，由此可以得到解释。而郭正域却是“怒挥之去”，排除一切压力查个水落石出。
湖广武昌和楚王府陷于一片恐慌之中，华奎的真正生母，王如言的小妾尤金梅自缢而死，最早揭发此事的王如训逃匿，湖广巡抚赵可怀、巡按王立贤扣押楚王太妃与太监郭伦，要他们交代以故楚恭王的病情，以及其他有关踪迹，倾向于“以为真也”。直接责任人楚恭王妃王氏一口咬定，华奎是宫人胡氏所生。而郡主、县主等宗室成员竭力举证，“以为假也”。“干犯七十余人，宁死不承，未敢轻易出入”。
皇帝收到楚王的奏辩，以及湖广抚按的勘报，要九卿科道“看议”。其实他并不想查明真相，让他的朱家皇室蒙羞。沈一贯也为自己辩解，并未收受贿赂之事，坚持自己的立场。站在沈一贯一边的官员纷纷出来质疑发难者朱华趆，御史康丕扬认为，湖广查勘奏疏未尽之处有三，华趆奏疏不通之处有七。户部尚书赵世卿认为，“华趆之初揭可查明，武冈王之卷宗可复按，妇人之言决不可听”。皇帝终于定下了调子：“楚王真假之事，何至今发觉？且夫主讦奏其妻证见，岂可凭信！”
形势急转直下，对郭正域越来越不利了。有人公然扬言，朱华趆揭发楚王异姓假冒，是受郭正域指使的。钱谦益说：“及楚中勘疏至，假王事颇有踪绪，华趆首不尽诬，公（郭正域）持议益侃侃。诸为楚者，疾其梗己也，又患其知楚贿而轧己也，讼言楚宗之来，皆公使之，相与尽力排公”。
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甚至诬陷郭正域“谋害”，他奋起答辩：“昨闻刑科都给事中杨应文力言楚事，谓臣谋害，此事出于（杨）应文之口，不辩可也。但就事论事，如不分剖，则不知者将以为实矣。”他逐条驳斥杨应文的“谋害”论，最后说：“夫谋害二字，必主谋而后可以为谋害，必首事而后可以为谋害，未有行勘而遂谓之谋害也。部中之法惟有行勘，行勘之外更无别法。皇上试检臣原疏，如曰：‘楚王袭爵三十余年，何至今日而始发，不发于士民，而发于女子骨肉之间’，此岂谋害语乎？谋害二字，即楚中问断诸臣尚未以加于诸宗，而科臣乃以加于部臣乎！前此出沈子木之疏，犹曰不平之鸣，而（杨）应文遂和之乎，当时通政司以票取华趆于会同馆中，彼时督官及大使等官可证。乃谓臣使二役引华趆上门，此又沈子木之言也。臣不如是之愚也……惟是臣不能引嫌以取嫌，不能避怨以取怨，行能浅薄，才力疏庸，不能复立于朝矣。”在这种情况下，郭正域不得不向皇上请辞。
迫于皇帝与首辅的压力，主管此事的礼部会议后，作出结论：“楚藩讦奏事情年远无据，仇口难凭，真假甚明，不必再勘，便行与彼处抚按启王安心整理国事，华趆等分别议处。”
十月间，郭正域再次乞归。楚王不肯善罢甘休，发泄对郭正域的仇恨，请求皇上将他革职以示惩戒。以礼部左侍郎署理部务的李廷机奋起为之辩白：“（郭）正域始终未尝以‘假’之一字加王，无容再议。”皇帝终于允准他致仕而去，出都门由潞河泊杨村，待开冻后南下。不料妖书案起，把他卷入了更大的政治风暴之中。
二 妖书案
1．《闺范》《闺范图说》与《忧危竑议》
朱常洛虽然贵为太子，日子却并不好过。史家说：“光庙（朱常洛）在东宫，危疑特甚，有前后妖书事，皆宵小辈窥伺内意，以为神庙（朱翊钧）必有易储之举，以此构衅造间，且肆毒朝绅，各剪所忌，而门户之名立矣。”这段话言简意赅，对万历、泰昌之际的朝政特点刻画得十分精准。此处所谓“前后妖书”，其中的前妖书，牵连到吕坤。
吕坤，字叔简，号心吾（或新吾），河南宁陵人，二十岁为生员，二十六岁成举人，三十九岁进士及第。万历十五年，由吏部稽勋司郎中出任山东右参政，两年后升任山西按察使，写成《风宪约》《刑狱》，又与乔璧星、蔡元轩共订《台宪约》，这些著述后来都收入《居官必要》之中。他的政绩与思想有目共睹，立朝持正，以明道为己任。让他意料不到的是，他在山西按察使任内，把历史上的“列女”事迹编为一本《闺范》，引来了很大的麻烦。
吕坤写《闺范》时，翰林院编修焦竑正好奉使山西，便为此书写了一篇序言。吕坤是孜孜于求学问，以明道为己任的学者型官僚，焦竑是一位颇有知名度的饱学之士，他为之写序，遂使《闺范》广为流传，各地都有翻印本。
内侍购得此书，传入宫中。郑贵妃看了以后，别有用心，令人增补，以汉明德皇后开篇，以郑贵妃终篇，嘱托她的伯父郑承恩、兄弟郑国泰重新刊刻，书名改为《闺范图说》，于万历二十三年问世。使得吕坤所写的《闺范》，蒙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以至于“不可传”。
吕坤回顾道：“万历庚寅（十八年），余为山西观察使，观列女传，去其可惩，择其可法者，作《闺范》一书，为类三十一，得人一百十七。令女中仪读之，日二事，不得其解，辄掩卷卧。一日，命画工图其像，意态情形宛然逼真。女见其像而问其事，因其事而解其辞，日读数十事不倦也。且一一能道，又为人解说，不数月而成诵。余乃刻之署中，其传渐广，既而有嘉兴板、苏州板、南京板、徽州板。缙绅相赠寄，书商辄门粥，而此书遂为闺门至宝矣。初不意书之见重于世至此也。既而内臣购诸市以进，上览而悦之，赐皇贵妃，贵妃刻诸家夤缘者，附以顺天节烈妇十七人，而此书遂不可传矣。何也？予传各有类，而此十七人皆节烈；予传皆昔贤，而此十七人多万历时人，且多贵势家，又每系以‘吕氏赞曰’四字，尤为伪妄。有识自能辨之。自此刻出，而仇我者得以造其谗，不识我者莫不骇其事，而三二达者则坦然无疑矣！”从吕坤的辨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闺范》已经被改头换面，以后《闺范图说》卷入政治纷争，与吕坤毫不相干。
但是，一旦卷入政治纷争，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万历二十六年，有一个托名燕山朱东吉的人，出于某种政治意图，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取了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忧危竑议》。这篇跋文以隐晦笔法隐射该书编者别有用心，虽无“易储”之谋，不幸而有其迹。于是乎，一本被别人篡改的议论妇女道德的书，已经政治化、现实化，触发了一场政治风波。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托名燕山朱东吉所写的《忧危竑议》并不长，援引于下：
“东吉得《闺鉴图说》读之，叹曰：吕先生为此书也，虽无易储之谋，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可原。
或曰：吕素讲正学，称曲谨，胡忍辄兴逆谋？
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
或曰：吕意欲广风化，胡不将此书明进朝廷，颁行内外。乃奴颜戚畹，岂不失体？
曰：孔子圣人，佛肸应召，南子请见，志在行道，岂得为屈。
或曰：吕叙中直拟继述先朝圣母，置太后、中宫于何地？且称脱簪劝讲，毋乃巧为媚乎！
曰：公言误矣。曾见古来有以宫闱与现任大臣刻书者乎？破格之恩厚矣。恩厚则报隆，身为大臣胡忍自处以薄。
或曰：古今贤后妃多矣，胡《图说》独取汉明德一后；明德贤行多矣，胡《图说》首载其由贵人正位中宫？
曰：吕先生自辩精矣……
或曰：国本安危，宁逾太子！窃见‘忧危疏’中列天下事备矣，胡独缺此？
曰：嗟乎，公何见之晚耶！夫人意有所专，则语有所忌。倘明举册立，将属之谁？若归此，则前功尽弃；归彼，则后患自招，何若不言之为愈也……”
这篇跋文用含沙射影、阴阳怪气的语调，把已经沸沸扬扬的册立皇太子久拖不决，得宠的郑贵妃另有图谋，这些敏感的政治话题，与《闺范图说》相联系，把原本已经复杂的册立事件引向更加混沌的境地。跋文特意提及“窃见‘忧危疏’中列天下事备矣”，就是指吕坤前不久所上的“忧危疏”，把它与《忧危竑议》挂起钩来，在不明真相者眼中，吕坤就成了罪魁祸首。
万历二十五年五月，已经升任刑部左侍郎的吕坤向皇帝上了《忧危疏》，亦即《直陈天下安危圣躬祸福以保万年永祚疏》，用意是提醒皇上
